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 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经济思想研讨会  

房维中:学习和领会陈云的经济思想,坚持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
2005-05-21


    陈云同志几十年领导和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但以他卓越的才能,解决了当时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和理念,形成了陈云独特的经济思想。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而稳步地前进,注重综合平衡,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协调,反对急于求成。其中,坚持稳步前进,反对急于求成,可以说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凡是按照陈云经济思想办事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凡是违反陈云经济思想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就出现挫折。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稳步前进与急于求成两种思想相争相魁的历史。

    解放初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困难重重。几个大的战役: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除此之外,还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边打边稳边建。这一个时期,党中央委派陈云主管财经工作,主次分明,循序而进,运筹得当,指挥有力,说到做到,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有些人急于搞经济建设,被陈云止住了。

    在陈云主持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按比例发展的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7月人大会通过。如果没有随后发起的反右倾,1956年出现了一次冒进,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会更好。

    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省、区、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1956年的缺点错误,提出解决财经方面问题的三个办法,重点阐述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陈云具体指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应当注意的各点,特别指出了要搞好几大平衡,要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陈云的讲话,贯彻了稳步前进、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反对急燥冒进的思想,可以说总结了“一五’’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发展明确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但这些,不但没有被接受,而且受到了批判。1957年底和1958年从批判“反冒进”开始发动的大跃进,急于求成,完全无视和背离陈云的正确主张,什么都要大办,要求三年改变面貌,要求几年超英赶美,使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力的可能,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62年不得不再次把陈云请出来主持中央的财经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又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出于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急迫心情,对当时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要求加快步伐,在二十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以致1978年计划又搞大了,工业建设项目搞多了,农业上不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陈云首先发现了问题,提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先把农民这一头稳下来;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1979年3月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调整过来。l980年12月,陈云进一步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他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由于陈云的坚持,1979年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12月又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这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的调整。

    国民经济形势很快出现了好转。这时接着又发生了二十年翻两番,要不要划分两个阶段、前十年慢些、后十年快些的争论。陈云坚持要划分两个阶段,指出前十年必须稳当,重点在理顺关系,打好基础,速度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把本来应当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乱上基本建设项目,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实践证明了陈云的预言。由于没有坚持划分两个阶段,急于求成,前十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盲目追求翻番,速度搞得太快,以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又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到1989年不得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这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第三次大调整。

    到1991年,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效果,国民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全国掀起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搞开发区、大上基本建设项目的高潮,以致国民经济再度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不得不从1993年夏季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第四次大调整。

    这四次大调整说明了什么?

    第一,说明问题都出在急于求成上,违背了稳步前进的发展思想。完全如陈云所说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欲速则不达"。

    第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不富裕,问题成堆,领导干部不甘心于现状,容易求成心切,产生急躁情绪。这也说明,中国固然要防止保守,但更重要的是防止急于求成,防止急燥冒进。保守是不好的,但急燥冒进带来的危害更大,而纠正急燥冒进比纠正保守倾向要难得多。

    第三,说明每次大调整过后,都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稳步前进的思想没有在干部脑子里扎下根,以致形势一好就又旧病复发和重蹈覆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常常是大调整过后,稳步前进的方针受到质疑,甚至被视为右倾和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

    1979年9月18日,陈云就说过:“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这个探索任务并没有完成。

    是什么东西妨碍稳步前进的方针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是什么东西导致人们去急于求成?除了关心人民疾苦、急于改变中国面貌这一基本思想因素之外,也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从上到下,追求政府的政绩导致急于求成。我们的政府既有政治的职能,也有经济的职能。而在现有体制下,各级行政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届政府都以经济上的成就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为了追求政绩,每届政府总是要提出新的口号、新的目标,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

    政绩的考核标准,主要是考核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考核大项目建设多少,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比例关系的协调,缺乏问责制度,也导致急于求成难以克服。

    为了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各地区总是要求多上基本建设项目,要求银行多贷款,要求中央财政多支持,而对于中央宏观调控常常采取消极态度,强调自己特殊,强调你长我不长,强调减你不要减我。地方的计划权和中央的宏观调控权相互关系没有理顺,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困难。这也是急于求成难以克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到了很好地总结经验、接受历史教训的时候了。

    1981年9月2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曾经讲过,三十二年来,在发展经济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切合实际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张低速度。安排速度总是要合情合理,实事求是,能够达到的速度而不去争取是不对的。但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搞了五年调整才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这个亏吃的还不够大吗。

    1981年到现在又经过了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来,在发展经济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1982年以后由于追求翻番,1985年软着陆没成功,又再次起飞,最后导致1989—1991三年大调整。三年大调整之后,又要求大干快上,结果又来个1 993—1 997五年调整。这个亏吃的还小吗。现在我们又感受到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克服急于求成,保证经济工作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稳步前进,最重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解决,其他都无从着手。但光靠思想工作不行,还要解决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讲的非常重要,应当坚决付之实施。思想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一个时候通了,一个时候又不通了,一些人通了,一些人还没有通。因此,不能靠人治,要靠法制,要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无论是什么人,不管你通还是不通,都得遵守法制。

    纪念陈云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要重温历史,牢牢记住陈云经济思想,坚持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并且从体制上防止急于求成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