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汪丁丁
长期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结构变迁）是由一系列“稳态”与“过渡”交替迭代形成的时间过程。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限制，那些人类社会早期的'稳态'过程更多地表现为漫长的“稳态”，而较少变化。例如在大约一万年漫长的“农耕时代”以前存在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的生产方式，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火的保留与使用”的时代（大约160万年前），并因此而成为在今天的人种（“智人”）与早期的人种（“直立人”和“曙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另一方面，由于资料与记忆的充实，那些晚近的时代更多地表现为从现存稳态向着某种未知状态发展的“过渡”时期。例如欧洲的中世纪历史现在表明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把科学与理性当作宗教的俾女的“黑暗时代”，而是一个始终不断地通过经院理性和宗教辩论孕育着近代启蒙的时代。
不难想象，在任何一个足够漫长的时代里，总会出现迅速变革的历史时期，经历着这样的变革时期的人们会把自己的心理感受记录下来，而那些侥幸能够流传下来的记录便成为阐释那个时期迅速变革着的物质生活形态的根据之一。更进一步，当我们无从寻找遥远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生活形态时，那些山洞岩画和动物骨骼上的笔触便成为我们猜测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形态的主要根据了。因此，我们猜测大约3.5万年到8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在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以前曾经有过辉煌的艺术与经济发展。“稳”的历史就是这样被突然的“发展”切割为一系列“S”型过程的：在每个S－过程的初始阶段是发展的萌芽时期，然后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跃变阶段”，最后是新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的“停滞阶段”。一般而言，这些S－过程的初始阶段与停滞阶段最为漫长，它们构成历史的“稳态”，它们也是社会科学家用以与其它“稳态”相比较从而建立科学理论的基本的观察对象。
但是社会科学也可能恰好处于S－过程的跃变时期或所谓“过渡过程”里面。这时作为观察对象的社会状态几乎不再是“可比的”，因为它们不是稳态结构的产物，它们只是向着未知状态过渡的中介。另一方面，处于过渡过程的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又要求社会科学为他们在过渡过程中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在我看来，这正是目前“新经济”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
所谓“新经济”，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种“速率”来衡量的S－过程的跃变时期。历史上一定出现过无数这样的跃变时期，例如蒸汽机与铁路的使用、印刷术的普及、马及战车、铁器与耕具、食物保存技术、轮子、火种、语言、……。只不过我们所处的这一“跃变时期”，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叫做“互联网”的人际交往手段的普及。作为这一“S－过程”的初始阶段标志的，是1950年代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的晶体管电路及无线电技术（这一技术本身又有一个始自19世纪科学发展的“S－过程”），这一技术进展与其它方面（例如数学、认知科学、管理和企业组织）的进展一起，造成了其后半个世纪的“微机革命”，后者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价格降低到如同服装和食品这类生活必须品的水平上，从而把个人与世界的交往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廉价交往手段的普及从两个根本的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1）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协调成本。协调成本的降低使经济达到更高的均衡的专业化程度从而产生出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2）极大地拓展了观念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机会。创新成功的概率依赖于两个因素：机会与敏锐。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直觉”或“悟性”。前者则与人际交往范围从而知识范围的扩展有密切关系。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创新者的知识交往范围。
换句话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经济”，其增长的主要方式不是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劳动、或土地）的存量的积累，而是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展与分工协调成本的降低。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典型地表现为宏观生产函数计量的“剩余项（residual）”的增长而不是要素增长能够解释的那部分增长。极端而言，新经济的增长将表现为在资本、劳动、及土地要素投入量完全不发生变化或者甚至减少的前提下发生的总产出的高速增长。
既有的经济理论，如同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法律学，政治学，结构学派的社会学）一样，主要发生于历史的稳态阶段而不是过渡阶段。因此，现代经济学被认为是关于如何在给定的无限多的目标之间最优配置有限资源的科学。在这一意义上，许多时候，经济学更像是一门为计划者而不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科学。
新经济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如何解释和把握在人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迅速扩展的条件下发生的观念创新与技术进步。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概括了上述新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协调成本的下降相应于人际交往在范围或广度上的扩展，而知识交往范围的扩展相应于人际交往在深度上的扩展。
下列课题可以认为是从上述基本理论问题导出的子问题：
1. 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理性选择问题。
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思想进展，是由Ronald Heiner提出的，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有限理性行为表现出高度的“模式化”或可预期性。这一思想也被用来解释经济现象以外的各种现象，例如科学体系演变中人们对“研究范式”的顽固坚守，文化演变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的延续，生物演变中物种的行为模式的僵硬化。
在Arrow-Debrue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不确定性被描述为“状态空间”里的可能事件。但是如Frank Knight早就指出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能描述为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的，前者是不可重复的事件，而后者恰恰建立在事件可重复发生的基础上。在分析上，理性解决不可重复问题的过程可以用“案例决策模型”来近似描述，而解决不可重复问题的过程的“非理性”部分则无法用任何语言形式描述，否则就必定具有某种“理性”形式。案例决策模型的在分析上导致的问题是它不具有连续性，而“连续性假设”是一切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例如Kakutani不动点定理）的核心条件之一。这样，在理论上，高度的不确定性要求经济学提供非连续性假设基础上的分析方法。
2. 强烈网络效应下的理性选择问题。
网络效应是一种外部效应，但是与经济学通常可以不处理的外部效应不同，网络效应所代表的外部经济效应（或负效应）太强烈以致经济学无法继续忽视它的存在。当个人选择的后果的主要部分不再由选择者个人承担时，不论这外部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都会破坏均衡的稳定性。技术上说，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到目前为止仍然建立在“凸性假设”基础上，而网络效应破坏了经济行为的“凸性”——即边际收益递减性。不稳定的行为很难被理解为理性行为，因为不稳定行为意味着行为在时间上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一致性”是理性的最弱的要求。
经济学家已经知道，凸性假设只是均衡稳定性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它的必要条件。那么，新的任务之一就应当是：寻找在非凸条件下的均衡稳定性条件。
中宏网责任编辑：肖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