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能源互联网与第三次工业革命” 暨“智能电网支撑智慧城市发展”国际论坛

　　城市化问题看似与电网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相差甚远，但如果能从宏观层面了解推进城市化的原因、城市化的前行路径、如何进行城市规划等，对于电网建设的具体操作以及智慧城市的设计都会有长远的指导方向。

　

出口决定中国经济增长轨迹

　　城市化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在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的工业城市就开始出现。城市化在当时就有了大量的话题，有很多人写了大量的著作来研究。在中国，这个话题也不是今天才开始讨论，最近这两年，本届政府把城市化的话题提高到一个新的程度，在党中央的文件里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

　　城市化之所以现在受到领导高度的重视，首先是一个短期的原因，而不是一个长期原因。长期来说，城市化问题早就存在，而今天被强调的这么高，是因为我们当前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就要停滞。

　　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增长主要由外需拉动。用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外向程度的话，2000年的比重不过是2%，但是到了2007年，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的净出口比重最高值上升到12%，而2007中国的经济也达到了新千年以来的高峰，当年的GDP增速是14.2%，其中二季度的速度达到了14.9%的高峰。

　　但是随后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中国经济跟着这场危机下行。于是，当时政府就提出了一个4万亿的刺激措施，这个措施在短期内将中国经济又拉起来，2009-2010年这两年经济迅速恢复，GDP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6.3%又回升到了11%。但是从2011年之后我们出现了连续3年的下行，GDP增速分别为9.2%，7.7%和7.7%。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为7.4%，整个经济进一步下行。

　　下行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收缩阶段，国际经济收缩导致外需不断走低。而新千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跟随出口的，出口一降我们就搞刺激，两年后刺激的效果消失了，最终还是出口决定增长轨迹。到现在为止，出口仍然难以回升，经济就也就只能跟着往下走。

　　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公布后，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宏观数据非常不好，尤其是用电数据，克强指数之一就是用电增长率。一季度的增长速度都是在往下走的，4月份实际上仍在下降，5月份情况有所好转。5月份的克强指数在回升，用电量也有所恢复，工业增长速度也提高了0.1个百分点。

　　市场上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开始回升了，认为二季度经济将触底回升，下半年中国经济会稳定的回升，情况真是这样吗？现在很难说。目前来看，5月份经济的回升最主要还是出口的回升。一季度出口增长是-3.4%，4月份回到0.9%，5月份出口增速跳升到了7%。所以说，与发生次贷危机之前相比，决定中国经济运行轨迹的逻辑实际上并没有变，就是经济增长仍然取决于出口。

城乡差距过大导致高出口依赖

　　经济学认为，出口依赖程度高是因为国内的储蓄过剩。过剩储蓄就是总生产能力大于国内消费领域的这一部分生产能力被出口了。如果这部分生产能力不能完全被外部的需求消化，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要落下来。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储蓄能力，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基尼系数，即使是以官方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也已经到了0.47的高度，而一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4，甚至更低，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低于0.35的。正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严重过度的储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机制是什么？目前有很多关于这两方面的分析。第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产生。十五大之后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开始，允许凭借生产要素来获得报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产权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允许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生产成果。生产成果的实现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就是对生产成果的分配权。

　　建立市场经济以及允许私有制企业的存在当然就会产生这种分配差距，这只是一个层面的，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很重要，甚至是更重要，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来说，城市里面的高收入人口多，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多，但是我国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特别多。一般来说，我国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高速成长阶段是有一个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背景。但是以日韩为例，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也经历了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带来了城市经济的活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这一个时期城乡的收入差一般是60%-70%之间。而当前我国城市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农村人口的3.3倍，前些年甚至达到3.5倍。

　　城乡的差距背后是我国的人均GDP按照美元计算已经达到6000-7000美元的水平。从全球平均来看，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应该在50%-60%。仍以日韩为例，当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在3000美元的时候，其城市人口比重在70%以上，他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上同步推进的。但是对我国来说，在改革前30年就实行一个政策就是不让农民进城，甚至是把城里面的人往农村来赶，如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主要是因为在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很贫穷，同时还面对外部军事侵略的危险，如果想要在世界上立足就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所以，当时政府不让农民进城，把有限的资源投到有限的城市人口，而有限的城市人口主要建立以重工业为主的军事工业。因此，虽然当时我国的人均GDP才100多美元，但重工业已经非常发达。1978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中国人均重工业的资本，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比人均GDP为200多美元的国家要高出4-5倍。

　　所以改革前30年城市人口非常少，是过去的政策导致的，是我国以国防军事工业为主导的战略需要。这个战略取向导致了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大大的超前。改革之后我国一直在调整结构，很多结构都得到了调整，但是城乡结构却没有得到调整。之所以没有得到调整，是因为改革前30年在农村积累了太多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1984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当时还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农村发展所谓的乡镇企业。在最高峰时期，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

　　当时也有人提议应该发展城镇化，但是当时没有钱，无法给进城的人提供住行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在当时，我国采取的措施是就地转化，也就是离土不离乡。所以我们解决了人口工业化的问题，但是人口在工业化的同时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城市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政府提出了“三农”，在温总理主政的时候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叫新农村。

　　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农村给居民提供和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希望农民不要进城。结果当城市经济不断的增长，中国工业不断的膨胀，出现劳动力短缺时，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我们发现交通上反映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是1989年，从这一年开始出现民工潮，后来就是越来越大的民工潮。

　　现在，50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90后（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都进城打工，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住房，没有社会福利，导致今天中国13.7亿人口里面有9亿是农民工。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50%以上，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到去年底中国城市的户籍人口只有3.5亿，以此计算的城市化率不到28%。

　　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收入只是城市人口的1/3。所以，虽然从生产能力来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700美元的平均水平，但真正按照这个水平消费的只有4亿多人。反映这个生产能力和消费之间的差别就是储蓄。这也就是说城市化滞后导致的城乡差别，导致了农村大量低收入人口的存在，而国内的生产能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国内人口全体吸纳，而要走出去，就会出现储蓄过剩。

　　在国际上，收入差距的主体是城乡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总收入差距的贡献达6成以上。对中国来说，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好事。如中国拥有4万亿外汇储备，这使得新全球化以来中国独占鳌头，2010年是出口大国，2012年超过了美国的进口，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的贸易国家。但是这个是靠外需，如果城市化不提上来，这种过剩就消化不了。解决城市化是要靠提高收入水平，而提高农村主体收入水平是关键。

中国外向型经济不可持续

　　5月份的经济回升是因为出口好转，那么是不是出口需求好转，我国的经济就可以回升了？分析一下国际环境，就会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国内外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7年，危机仍未结束。

　　目前，发达国家更加疯狂的推出QE，他们也知道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国内工业太弱，实体经济太弱，需要挤掉金融泡沫，要走工业化的回头路，或者叫再工业化。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并不是在再工业化，而是在再泡沫化，种种迹象表明再泡沫化程度已经到了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比如标普和道指，这是反映美国经济形势重要的指数，现在都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关于小企业的一个指数——罗素2000中，一些股票的市盈率已经到了75倍。75倍的市盈率是说，要收回投资本金需要花75年，危机爆发前很多股票市盈率都没有这么高。这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股市泡沫已经超过了危机爆发前。还有一个是美国的VIX指数，这个指数是关于股市波动的。一般来说其平均波动率是19%，但是现在已经打了对折。根据一般规律，该指数越低说明股市越缺乏波动，没有波动就说明市场流动性太充裕，投资者手里拿着股票也不愿意卖出去，而央行还在不断给金融机构贷款。这导致一方面股指拉高，另一方面交易量越来越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股市非常稳定，而是表明经济已经到了危机爆发前。

　　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正在用大量的投放货币来托住泡沫，但是泡沫终究会破，破了再涨然后再破，这次危机可能就会无限的延长下去。比如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到现在25年了都没有走出来。所以，美国这次的危机多长时间走出来，尚无法定论，我们只是看到发达国家不断推出更加疯狂的货币政策。如欧洲央行近期就推出负利率的政策，发达国家已经把货币政策做到了没法再做的程度了。因此，这场危机最终还将要升华，中国也不可能出现像2007年那种靠外需拉动中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情况。

　

未来中国必须加大城市化力度

　　

　　中国经济必需转型，转向打开内需，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内需最深厚的根源就是城市化。

　　我的建议是10年内应该转移4亿农村人口进城，20年内转移8亿农村人口进城，到2030年中国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是80%，达到日韩的水平。这也就是说未来20年应该有8亿人口进城，如果从2010年算，到2020年应该是4亿人口进城，但国家规划是到2020年1亿人口进城。城市化的速度太低，所谓的城市化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必须加大城市化力度。

　　从经济增长来看，虽然当前7.5%的经济增长速度被认为是新常态，新常态是说需求和供应可以对应起来，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如果美国一旦爆发新危机，外需再进一步萎缩，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进一步下行，跌破5%也是有可能的，到那时可能就不得不搞大规模的城市化。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放开户籍政策，现在已经进入操作的阶段。但是一旦进入操作阶段就会出现城市之间对人口的争夺，就是说哪个城市的条件好，就业方便，这些城市就会变成新的人口聚集点。放开户籍政策之后，区位好的城市人口会迅速的增加。如果一个城市争取到了最多的人口，这个城市就拥有最大的市场，就可以形成最大的产业，就能在地方的经济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反之，如果放开户籍政策之后，对人口和产业空间结构改变没有充分认识的话，还是过去的观点，不要让农民进城，在下一步城市化的大潮中就会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