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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剩余时代的来临！ |
| 2001年07月24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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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侃 近2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经历着向“剩余经济”的转变，“剩余”特征在1997年的宏观运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短缺走向剩余，将使宏观运行及调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更多的“短缺”矛盾将转化为“剩余”问题。只有充分意识这种本质性变化，才能以崭新的观念来判断宏观形势、以积极的方式去调控经济运行。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剩余时代的来临！ 一、经济形势的两个焦点 1997年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上仍保持了良好态势，但宏观运行中的两个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一是增长水平虽保持在高位上，但出现了逐次惯性回落趋势。1995年－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0.5%、9.7%，1997年上半年为9.5%，三季度已降至9.0%。二是投资和贷款增长速度放慢。1997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2%，比上年同期降低8.1个百分点；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同比增长率为-0.30%，比上同期下降了22.0个百分点。在焦点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对宏观形势的不同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GDP增速与投资贷款同向回落表明了目前投资需求不足，如不采取相应对策，经济惯性回落将使企业困难和就业问题更为突出，甚至存在1989年GDP急速下跌的潜在危险。相反观点则认为：目前GDP增长9%仍为世界名列前茅的高速度，即使继续降至8%、甚至7%也属高增长。1996－1997年政府已三次降息鼓励投资增长，不存在投资需求不足问题，相反刺激投资将使不合理的结构重新复归，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具有充分的依据，无法相互信服。但“不足论”没能回答：投资与贷款为什么回落？是政府行政控制的结果，还是经济运行的客观结果？“充足论”也没能回答：高增长为什么与企业困难并存、与职工下岗并存？增长速度会不会继续回落？ 因此，单纯地论速度是高是低，单纯地论投资是多是少已无法得出正确结论，必须从“短缺经济”转向“剩余经济”这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之下，才能客观地判断经济形势，实施正确的调控政策。 二、宏观运行的剩余特征 短缺经济下，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不断缓解“瓶颈”的过程。80年代初对轻工业的“六优先”，解决的是消费品供应不足问题；80年代后期向家电为代表的消费品工业倾斜，解决的是家用电器普及问题；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建设，解决的是基础产业落后问题。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告别短缺阶段，步入剩余阶段。在跨跃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宏观经济的剩余特征逐步显现，并在1997年的宏观运行中得以迅速强化。具体表现为： （一）宏观总量出现剩余 1、市场供给剩余 国内贸易部对613种主要商品供求排队表明，1997年下半年供不应求商品只有10种，占1.6%，供求基本平衡商品占66.6%，供过于求商品占31.8%。供给过剩也包括工业品，在447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供求基本平稳的商品297种，占66.4%，供过于求的商品150种，占33.6%；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市场供给剩余还表现于出现剩余的条件：供给剩余是在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下实现的。85%的农产品、95%的消费品、80%的投资品的供求状况均由市场决定,这与短缺经济下，行政控制需求有本质不同。 2、生产能力剩余 除高科技产品外，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几乎全部处于世界前列。但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30%，洗衣机开工率只有43.4%，电子产品中供大于求的产品达到75%。凡是国内企业能够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存在过剩问题。 3、资金供给剩余 高储蓄率是资金供给剩余的表现。八十年代我国国内总储蓄率平均在36%左右，“八五”时期上升为40.1%，1997年预计也在40%左右，我国已是世界上储蓄率排名第二的国家。尽管各国在工业化的某个阶段普遍存在高储蓄率，如美国为19%左右，英国为18%左右，日本较高为30%左右，但我国目前的高储蓄率仍是世界少有的。 随着储蓄率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大量金融剩余，主要表现在：（1）银行内部出现大量“存差”。1991－1996年出现了11100亿元的存差，1997年1－10月份尽管降息引致存款下滑，但“存差”仍达到2540亿元，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到1991年以前，银行体系内各年均为“贷差”。（2）出现大量外汇剩余。我国外汇储备八十年代末不足100亿美元，1997年10月末已逼近1400亿美元。 4、劳动力资源剩余 劳动力资源剩余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受就业人口素质限制，劳动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对称引发了结构性失业。二是由于资本积累先天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过程较为迟缓，出现了大量的先天性失业。 1997年这一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1986－1996年10年间，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上升至3.0%，而1997年的登记失业率已接近4%，一年相当于在此之前十年的上升幅度。结构性、阶段性这些长期性因素已无法准确地解释1997年失业率突增问题。目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周期性的，由于总量回落使经济高峰期动用的劳动力再度闲置。1997年周期性失业上升，使人力资源剩余的特征更为明显。 （二）规模控制迅速弱化 在短缺经济下，规模控制是最重要的调控手段。由于投资、信贷膨胀长期存在，尽管设置了宏观控制的最后二大闸门，几乎各年份仍出现超规模问题。在向剩余阶段的推进中，控制规模与实际需求的冲突逐步缓解。1997年甚至有可能首次出现投资、信贷用不完规模的问题。 1、投资信贷首次完不成规模 1997年前三季度，国有投资共完成8269.4亿元。如果保持上年的投资进度，不出台大的调整措施，1997年国有投资将在17000亿元左右，低于19000亿元的计划规模；全社会口径的投资额将为26000亿元，与25700亿元的计划规模大体相当。国有银行贷款前三季度完成4403.4亿元，如不调控投入力度，1997年国有银行完成贷款将为8000亿元，低于8500亿元的计划规模。 是年初制订的规模较高吗？1997年计划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5700亿元，比1996年实际完成的23660亿元只增长8.6%，低于1996年实际增长速度9.6个百分点；1997年制订的国有银行贷款规模比1996年实际贷款7937.75亿元增长7.1%，低于1996年实际增长速度7.7个百分点。因此，与同样适度从紧的1996相比，1997年的控制规模仍属较低。 是行政手段控制的结果吗？国家已连续两年未派检查组，未发明传电报，对投资未采取大的行政控制措施。对于金融运行，行政手段主要表现在严肃金融秩序，纠正某些机构的违规行为等方面，对贷款发放并未采取更多的控制措施。以往银行是有资金而无规模，现在是既有规模，又有资金。 2、总量剩余导致了投资信贷回落 从投资看，（1）总量剩余大大缩减了投资继续扩张的空间。近几年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主要靠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通讯建设。由于总量制约，此类工业品产量增势在1995年之后开始下滑（见图）。1997年1－10月份能源生产总量只增长2.0%，低于上年同期5.6个百分点。交通通讯瓶颈缓解后，增速也开始放慢，1997年前三季度邮电通讯技改投资的增长速度为10.4%，比95、96年同期分别下降43.8和15.6个百分点。（2）总量剩余有效矫正了不规范的投资行为。总量剩余使供过于求成为一种常态，投资出现了低收益的特征。品尝不顾市场供求，盲目上项目之苦后，地方各级政府、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已悄然发生变化，风险性和自律性大大增强。加之政府对投资管理实施了资本金制度，不具备相应自有资金的项目无法通过审批。  从银行信贷看，1997年宏观金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商业银行归还中央银行再贷款的频率越来越快、数额越来越大。1997年前三季度中央银行累计收回对金融机构贷款954.8亿元，比上年同期多收回622.6亿元，如果扣除农业发展银行1197.6亿元的政策性贷款，中央银行收回的再贷款达2152.4亿元。再贷款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再贷款回流直接削弱了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银行体系进入了自身收敛的状态。原因主要有二：（1）企业“慎借”。在“剩余”状态下，市场上商品普遍销售不畅，一些企业开始限产压库。尽管两年内银行三次降息，企业借款仍较慎重；（2）银行“惜贷”。同样由于“剩余”，实业投资的收益原本较低，还可能再度扩大银行不良资产。在1997年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压缩不良资产比例，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极其重要任务，贷款的审核和发放更为严格，“有资金，没项目”成为较普遍的感受。慎借和惜贷共同作用，出现了商业银行资金回流中央银行，吃取存款利息的现象。 投资信贷低于计划规模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短缺阶段计划约束手段迅速弱化的表现，是剩余阶段市场约束不断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 （三）市场约束导致增速回落 市场约束引发投资需求回落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市场约束通过引发增长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其他经济的发展状况构成了经济增长结构。1997年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的重要原因是集体工业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七、八月份集体工业企业增速曾低于全国工业增长平均水平，这是1984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第三季度集体工业增加值增长8.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 我国增长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集体工业增长明显高于国有工业，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力量主要来自于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从1994年以来，国有工业与集体工业产值增长差距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从工业产值看，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国有工业与集体工业增速差距分别为23.3、17.8和16.0个百分点，1997年前三季度国有工业增长8.8%，集体工业增长15.2%，二者差距进一步缩小至6.4个百分点，目前国有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明显增强。 集体经济增幅减缓是市场约束增强的必然结果。增长结构的各成份之中，集体工业增长受市场影响最大。随着工业品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以生产中低档产品为主的集体工业产品出现剩余。以沿海地区为代表集体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已面临结构升级的问题。但集体投资不但没能随之增加，相反出现了下降。1995年集体投资增长率为23.4%，1996年降至6.1%，明显低于国有投资及总投资水平。一些集体企业面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市场竞争力明显处于劣势，一部分效益差的集体企业或限产或关闭。 表：投资增长情况比较
（四）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困难 在剩余经济条件下，企业困难的体制外成因已由资源资金的供给制约转为市场的需求制约，市场竞争加剧成为企业困难的主要原因。 八十年代企业的竞争环境是供不应求的国内市场，竞争对象主要是国内企业。短缺条件下，港澳台等小资本基本上起贸易互补性作用。国内企业经营性困难并不明显，在与实力相当的国外小资本的竞争中获得了较快发展。 九十年代企业竞争环境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供过于求，相互分割的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已迅速接轨；具有雄厚技术和资金优势的跨国公司已加入到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之中。国内国际市场迅速接轨、跨国公司介入竞争，使供求平衡阶段持续时间较为短暂，我国经济由“短缺”急速跨跃到了“剩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企业在资本、技术和经营观念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经营效益明显恶化。 “抓大放小”战略措施顺应了新的市场竞争要求。针对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分散经营模式，国内大中型骨干企业普遍实施了集团战略和名牌战略,政府宏观调控也给予了有效资金倾斜和政策扶持，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在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迅速提高经营效益。 源于竞争的企业困难，并不是国内企业全面困难，而是表现为经营状况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是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效益好于小型企业。1997年前三季度仅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6.2%的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723.2亿元,占全部利润总额的71.6%,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是全部国有企业的1.35倍。而国有小型企业为净亏损78.3亿元，亏损企业占全部国有亏损企业总数的75.9%。二是中央企业效益好于地方企业。1997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30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3%，地方国有企业净亏损84亿元，增亏4.2%。 因此，市场约束形成的投资需求不足、市场约束形成的经济增长回落、市场约束加剧的企业困难，这些均是宏观运行在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出的“剩余”特征。面对宏观运行出现的全新变化，传统短缺下调控观念、调控手段的局限性已日益突出。那么，剩余阶段如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三、剩余阶段宏观调控面临三大转变 （一）推动增长由弥补短线转为调整结构 在短缺的背景下，经济在不断弥补短线的推动下得以迅速发展。在剩余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调整结构。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剩余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产业结构调整。比如，美国里根政府的“再工业化政策”、英国撒切尔的“改组工业政策”、法国密特朗政府的“重整工业政策”，其中的核心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最典型的是日本“昭和产业维新政策”，它的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产品结构上：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从五十年代的以钢铁、水泥、重化工业为主的吨重级产品结构，过渡到60年代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为主的公斤级产品结构，到七十年代发展为以硅片、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毫克级产品结构。而信息革命带动的结构升级成为近年来美国经济保持强势的主要原因。 1、问题的切入点应选择调整产品结构 步入剩余经济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只能从结构调整中寻求出路。我国的结构问题表现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失衡。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应选择调整产品结构。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产品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对称：一般日用消费品生产能力绝对过剩，而市场需求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又由于开发能力不足，被国外产品夺去市场后，生产能力也被大量闲置。调整产品结构应建筑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之上，其中最为紧迫的是提高企业装备水平。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1180种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占26.1%，属国内落后水平需淘汰的占12.8%。机床工业的数控机床的比重发达国家一般占80%，而我国仅为5%,只相当于国外70年代的装备水平。 2、投资重点由基础产业逐步转向高技术产业 进入剩余阶段后，投资过度向基础产业倾斜的局限性已开始显露，我国投资需求虽旺而不衰，但国内有能力承担主要是土建工程投资，由于其特有的高投入、低回报、长回收期等特点，使宏观效益下滑，而国内技术投资能力十分不足，设备投资需求绝大部分泄漏到国外，投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被大大弱化了。 世界高技术革命迅猛的发展，使我国结构调整具备了跨跃发展阶段，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契机。在调整产品结构中，政府应充分利用我国的体制优势，采取如下战备步骤：（1）依据各部门、行业及企业集团技术的技术特征，建立各自的技术协作联盟；（2）植入全国相应的科技研究力量，并伴之以高密集的资金投入；（3）在水平很高的共性技术研究之上，企业再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开发特性技术。这些步骤应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企业按照不同的资金投入，获取相应等级的科技成果；可以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人员；协作联盟可以开发高技术含量产品，可以出买技术产品和以技术入股介入其它企业经营。最终形成我国特有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科技一轮轮地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装备水平。只有依赖高新技术，才能在下世纪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寻找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二）调控方式由约束需求转向创造需求 短缺经济背景下，宏观调控主要解决的是补充短线和增加供给问题。面对短缺下特有的需求膨胀，调控方式只是单纯约束需求。只要收紧“规模闸门”，即可总体把握宏观走势。在剩余阶段，供过于求成为宏观总量的常态，市场约束使投资收益出现呈现递减效应，实业投资需求明显减弱；同时高新技术时代，开拓新的增长领域需要高聚集度资金的支撑，单独企业调整结构、自我发展的需求受到抑制。1997年已出现投资信贷低于控制规模的现象。因此，宏观调控面临的已不是单纯约束需求的问题，同时还是如何创造需求，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问题。 1、对高科技产业进行高密度的资金投入 保证对高科技产业高密度的资金投入，必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宏观调控关键应转变投资观念：政府投资的投向更重要是起到一个指向作用，而不象以往国家承担全部的投资。高新技术的投资效益更重要地表现为投资的规模效益，国家一定规模的资金投入已保证了某一项目的资金收益水平，在资金出现剩余的背景下，各类资金很自然地趋同国家资金的指向。因此，可以股份制方式筹集高科技产业资金,按投入资金多少来分配收益。 2、创造需求的重要途径是调控存量需求 在目前形势下，单纯全面放松银根需求已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政府应把握当前有利的宏观形势，加快“抓大放小”步伐，以资产为纽带，加强企业兼并和企业联合。在剩余阶段，由于结构调整在增长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存量需求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调控重点也应由传统的增量需求转为存量需求。资产重组是调整存量需求的重要手段，通过企业兼并、破产，一方面及时淘汰了无效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活化”凝滞的剩余资源，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3、从失衡的城乡消费结构寻求需求 目前大量生产能力闲置，与消费需求中城乡消费结构失衡有直接关系。在城镇排浪式的消费过后，企业产品无法继续波及广大的农村市场，县及县以下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46.37%下降到1996年的39.38%，出现了消费品市场城热乡冷的不平衡增长局面。宏观调控应解决两个问题： （1）加强农业投入，确保农民继续增产增收。尽管1995年以来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明显高于比城市居民，但1997年的末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中，城镇居民仍占据80%以上的份额，目前城镇居民人均结余购买力为农民的50多倍。 （2）调节城乡消费品结构。住房消费是关键性的因素，农村收入过多地用于住房，沿海地区农村住房已更新几轮，而城镇除象征性的低廉房租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住房消费。这也是导致城乡市场过热过冷的原因。目前推进城市房改的决定性一步，是取消无偿的住房分配制度，这样才能保证住房顺利实现商品化，真正形成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防范金融风险成为宏观调控重要内容 1997年国际国内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企业基本上延用了“短缺”下的资金供给制，造成企业高度负债。进入剩余阶段后，企业竞争加剧造成的产品积压，生产闲置等效益下滑则直接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另一方面金融管理延用了“短缺”下的计划体制，金融发展只表现机构增加和规模扩大，鲜有制度性创新，金融机构缺乏强烈的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自律意识。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目前应明确： 1、支持企业战略性改组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 金融风险是企业微观经营问题在宏观上的反映。企业资产存量重组过程也是信贷资产存量不断优化的过程，积极主动支持企业战略性重组是防范金融风险根本保障。目前企业购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缺乏购并资金，建议商业银行设立“购并贷款”科目，把扶持优势企业的购并做为支持企业重组的突破口。同时应充分估价企业改组中由于破产、兼并对金融资产造成的短期震荡，在连续几次降息的政策背景下，有可能影响到银行对储户的支付能力，政府应研究必要时候以国家信用的方式向银行注入资本金的可能性。 2、加速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 剩余条件下，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已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无效需求过量占用资金，已严重影响了有效需求的正常需求。资金循环不畅必然危及银行信用基础，加大金融风险。目前加速发展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是资金有效融通的客观需要，资本市场本质上并不是在制造风险，而是有利于防范风险。1997年的股市膨胀是资本市场不完善反映。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证券法等法规，确立资本市场发展的法律基础。同时严肃金融纪律、规范金融秩序，加强银行、企业及股民的风险意识。不能由于股市的不规范问题而影响资本市场发育。 四、1998年经济运行趋势判断 （一）总体上呈现“高谷底、低峰值、长周期”波动规律 剩余阶段，有效供给能力得以迅速扩展，很难再现短缺瓶颈造成的增长速度急速滑坡，具备保持较高速的能力，呈现“高谷底”的特点；同样，由短缺造成高利润，进而引发投资过度膨胀的可能性也逐渐消失，明显消除了过高的波动峰顶。呈现“低峰值”的特点。 剩余阶段，在居民温饱和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波动已基本独立于经济波动之外，并在较高水平上保持了平稳增长。由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将处于高储蓄的“平台期”，也为投资的快速度增长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来源，经济波动将出现稳定的“长周期”。日本及“亚洲四小”曾将10%左右的GNP年均增长保持了20年左右。 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将呈现“高谷底、低峰值、长周期”剩余经济特有的波动规律。 表：各年GDP可比增长率（%）
 （二）经济增长趋势判断 1、投资需求略有所升 1998年促使投资上升的因素是：（1）考虑目前的企业经营和职工就业状况，1998年GDP增长率不应低于9%。根据相关性测算，在其它因素不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现价增长率应不低于15%。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15%的投资速度应不算过高，“六五”至“八五”的投资速度都16%以上。在充分认识1997年的“剩余”特征后，政府已改变单纯约束需求方式，1997年三季度后，投资增长已有所加快。（2）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将明显回升。1998年地方政府将进行换届，年富力强的新领导集体，将会使地方经济出现新的生机。尽管市场约束在不断强化，但“换届”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应是明显的。 使促投资回落的因素：（1）剩余条件下，较难寻求合适的投资点。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还未形成。（2）由于国内企业竞争处于劣势，投资需求形成的技术性投资更多地泄漏于外国企业，投资对国内企业的拉动作用受到了制约。 总体上，1998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将高于1997年，在16%左右。 2、消费需求稳中趋降 消费需求平稳增长是剩余经济下的重要特征。在此大的格局之下，1998年消费需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1）供不应求的产品比重继续下降。1997年市场消费增长较快的比重主要集中在某些耐用消费品，前三季度家用洗衣机、吸尘器、电冰箱、房间空调器、电饭锅、彩色电视机、组合音响等家用电器增长8%-36.2%,而卷烟、自行车、电风扇、照相机等则分别下降率分别在0.8-11.4%之间。1998年无论是畅销产品需求量，还是厂商进一步让利能力均难以为继；（2）虽然已出台有利消费增长的降息的措施，但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下，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下岗人员增多、在岗职工的防范意识等因素，都将会影响1998年的消费增长。 受统计方法调整和月度基数等技术性因素影响,1998年前8个月的零售额增长率保持在7-9%的正常水平区域,9月份后零售额增长率将略有提高,全年可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00亿元以上,名义增长10%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左右。 3、外贸需求平稳增长 1998年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1）1998年外部环境有利我国出口增长。据联合国有关组织预测，1998年全球GDP增长率将由1997年的3.1%上升为3.4%，全球贸易额的增长率将由1997年的3%上升到1998年的10.7%。（2）由于世界出口产品价格将由1997年的-3.9%上升到1998年的4.2%。1998年物价回落对创汇成本下降，将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同时，加快归还出口退税拖欠的进度、对机电产品出口给予政策支持等因素也将改善出口能力。（3）1997年10月份开始实施的再次大幅度降低关税，是在取消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1998年进口将明显增长。我国进口与出口有较大的关联度，即进口回升一般带来会出口增长。 不利因素：（1）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后，出口能力有所恢复。由于其出口产品与我国具有同构性，有可能对我国出口产品市场形成挤占，进而影响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但1998年这种影响不会太大：一是国内通货膨胀和较高劳动力成本，已基本抵消了本币贬值对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二是出口产品市场的开拓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东南亚国家前几年退出的国际市场，很难在短期内重新夺回来。（2）对国内经济产生明显拉动作用的是一般性贸易出口。1998年一般贸易出口受增长基数和产品结构的制约，增长速度趋向回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会较1997年减弱。 预计199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在3650亿美元，增长12.5%。增长基数偏高和内需扩大可能导致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出现一定幅度回落，预计为1960亿美元，增长10%；外贸进口则由于降低关税税率及投资需求适度扩张的刺激，会在较低增长基数之上恢复增长，预计为1690亿美元，增长15%。外贸顺差约为270亿美元，规模较1997年有所缩小。 4、GDP速度 从波动趋势看，1998年GDP仍具10%的潜在的增长能力。综合三大需求的影响，1998年经济增长将略高于1997年的水平，GDP增长率在9.5%左右。  （三）物价变动趋势 本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及其制成品价格上涨，农业生产状况决定了物价基本走势。1997年主要农产品基本正常，同时粮食库存现居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供求平衡，粮价稳定决定了1998年价格总水平仍将保持平稳。物价稳定还来自于各级政府“菜篮子”工程的保证，“八五”期间，中央对全国“菜篮子”建设投入高达30亿元，各级政府也对粮菜肉等项目投入大量资金，1998年仍将处于这些政策发挥效应的高峰期。 1998年影响物价的不稳定因素，一是由于市场价格和仓容能力的影响,农民已调整种植结构，玉米等种植面积有所下降。有可能影响饲料价格，进而影响肉、蛋等副食价格；二是由于煤气、水、电、房租等价格普遍较低，近年国家加大了相关项目价格的调整力度。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类和居民类项目价格涨幅持续偏高。 预计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分别为1%和3%。 中宏网责任编辑：项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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