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小勇先生商榷
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和美国结束10年之久的经济扩张，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外需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偶读高小勇先生在《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7月29日)头版发表的《外需变化攸关中国经济》(以下简称《外》文)一文，表达了对外需变化问题的观点。高小勇先生认为，“外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和局限条件”，掌握外需变化方向的“包括未来的知识”才能节约行为成本。高小勇先生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需，跟它们的不景气有更多的联系”，而这一观点是与“传统的看法和分析”不同的；为了预测外需变化方向，高小勇先生还提出了以观察FDI变化判断发达国家景气与否的建议；因此最终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FDI流入增加，则中国经济的外需将降低，经济将面临拐点。
《外》文关于外需与发达国家景气反向变动的结论，的确与学术界主流观点有所不同。学术观点多元化是学术界应有的现象，但论证观点的逻辑是否严密，支撑观点的依据是否恰当，直接决定了观点的可信度。《外》文论证结论的逻辑主要有两条，现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的出口商品是一种吉芬商品，因此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会大幅上升；第二，直接投资的高低水平应当作为预测一国经济景气与否的重要指标，在第一条逻辑下，该指标也成为判断中国的外需水平的重要指标。
对于高小勇先生以上的逻辑和结论，笔者尚存一些疑问。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不过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运用对外需的认识来提出有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对策，以“节约行为成本”。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以上两条逻辑：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与其经济运行状况究竟是何种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判断一围终济运行趋势?
一、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与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关系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与对中国商品需求关系的一个工具是收入弹性，《外》文中反复强调的两者反向变动，其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吉芬商品的收入弹性为负。理论并没有错，关键看运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部是吉芬商品吗?这要从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来判断。
根据商务部计划财务司史德信的估计，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集中在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依赖廉价密集的劳动投入，产品附加值低，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低端消费市场，包括玩具及运动用品、鞋类、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旅行用品及箱包，合计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28.9%；第二类是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的资本和技术投入较高，产品附加值也相应较高，在美国市场中占有一定地位，主要包括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设备及电器，合计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35.6%。
如果说，第一大类的低端消费品可以算是吉芬商品，第二大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显然应属于正常商品，而前者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还不及后者，中国商品如何能被整体性地定义为吉芬商品呢?
如果《外》文所指的吉芬商品是另一种概念，即在同类产品中的价低质次者，那么需要注意另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设备中，有65.5%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由于绝大部分加工贸易品最终贴的都是跨国公司的品牌，这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被视为同类产品中劣质品的可能性很小。
可见，分析出口商品结构，无论依据哪种吉芬商品的划分标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很难从整体定义为吉芬商品。
《外》文中用于论证中国商品是吉芬商品的依据是2001年1--7月美国进口总额增长O.4%，而全年从中国进口增长2.20,,6，由于美国经济2001年开始衰退，由此认定对I申国商品的需求随收入降低而增加。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不能仅凭对现象的偶尔观察来判断其背后的规律，而应当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做严谨的实证分析。关于中国对美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存有争论。高运胜和陆宝群(2004)利用1994年到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的季度数据与同期美国GDP增长率来计算并分析其相关性，发现两者呈现较强的负相关性。而林秀丽和舒元通过协整分析认为：我国对美出口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我国对美出口与美国GDP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美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林秀丽等人还在论文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即我国对美出口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l，这充分证明了我国出口商品是正常商品，而非吉芬商品。
高运胜和林秀丽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判断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与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关系，不能仅靠收入弹性或吉芬商品概念，也不能仅凭一两年的数据得出结论。事实上，由于出口商品和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发达国家景气状况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
那么对于高小勇先生观察到的2001年中国对美出口大增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当时，一些学者就开始对这一反常现象加以研究。他们也得出中国出口商品是低端消费品，从而导致收入与需求反向变化的结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结论并非如《外》文中所说，是一种非“传统的看法和分析”，也不是高小勇先生的独创。而笔者认为另一种观点更能解释问题的本质，即中国对美国出口自2000年来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众多周边国家的企业都选择在中国生产以降低制造成本，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量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这样看来，2001年的反常现象也就不反常了。有趣的是，就在同一期的《经济学消息报》第8版，张五常先生引用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言论正是第二种观点，也恰好给出了2001年中国对美出口大增的另一种解释。
既然中国出口商品不完全是吉芬商品，邢么中国经济的外需就应当与世界经济运行情况正向变动。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加，最终还是来自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事实上，2001年以后中国对美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与中国人世和美国经济自2001年底走出衰退、扩张逐步强劲有关。因此，商务部《中国外贸形势报告>关于2004年中国出口大增源自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判断一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方法
《外》文逻辑推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FDI可作为判断发达国家经济走势的核心指标(虽然《外》文未采用“核心”一词，但全文仅运用该指标对发达国家经济走势加以判断)。这一逻辑是否能够成立？
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尽管在周期的划分、拐点的判断、波动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上仍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已经在反复实践的基础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衡量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体系。从哈佛指数到NBER经济周期指标，从扩散指数到合成指数，对于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体系研究从未停止。在任何指标体系中，不仅有反映经济周期的先行指标，也有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可以说，景气指数的构造本身就包含有“未来的知识”。因此，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用国内指标做预测是可行的。
当然，仅用国内指数预测未必完全准确，那么运用外国吸收FDI水平来预测该国经济水平，进而预测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及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可行呢?下面以美国为例分析该问题。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有Y=C+I+G+X-M。等式的右边把总需求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四部分的需求对经济增长都有重要作用。而在美国这样的消费大国，消费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约2／3左右，相比之下投资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约占20%左右。如2004年，以2000年连锁美元计的美国GDP为107557亿美元，个人消费支出总额为75886亿美元，其中，耐用品消费支出10899亿美元，私人国内总投资18098亿美元，分别占GDP的70.55%和16.83%；消费支出中非耐用品消费支出22004亿美元，其中服装和鞋类支出为3550亿美元，分别占GDP的20.46%和3.30%。而2004年美国吸收的FDI仅相当于同期私人国内总投资的6.69%。因此，总的来看，FDI对形成美国需求的贡献大约仅占1.12%。用仅占总需求1%多的美国FDI流入量来预测美国经济的走势，进而判断中国的外需变化，显然是差之千里了。
在此，撇开FDI对美国经济景气的影响不谈，仅来看中国的外需变化即《外》文所云FDI的外溢效应。《外》文一用了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外溢效应：“少了投资就少了就业，少了就业就少了收入，少了收入就有了购买的重新选择，有了替代，少买贵的多买便宜的”，其论据是2002年美国FDI流入下滑77%，而同期中国向美国出口暴涨27%。暂且不论比重仅占4%的FDI的减少能导致美国就业下降多少，《外》文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FDI外溢效应扩散所需要的时间。直接投资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所谓“绿地投资”(greenfield)，一是并购。前者大多需要一个建设期，建设厂房、调试机器、试验生产都需要时间，从投资减少到就业减少，再到收入减少至少也需要一年以上的传导过程，即使是并购，就业、收入、消费效应的发生都应有一个相当的滞后期。如是，2002年美国FDI减少效应只有在2003年以后才能显现，因此200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增就不能用当年美国FDI的减少来解释。《外》文中一对被提及但没有分析的数据恰好反驳了《外》文自己的观点：2004年美国FDI从上年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依然强劲，达1250亿美元，两者并没有反向变动。
再退一步来看，即使FDI的变化对美国经济走势构成重要影响，但仅凭FDI做出判断是十分轻率的。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所有经济变量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用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走势在许多年前就被证明是十分容易出错的，这正是当代各国景气指数的构造都建立在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的原因。
顺便指出，高小勇先生可能是误解了ISM(Institutefor SuppIv Management)的制造业指数。事实上，ISM制造业指数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PMI体系中，包含了新订单、产量、雇员、供应商配送、库存、客户存货、价格、积压订单、新出口订单、进口等商业活动指标。每项指数都反映了商业活动的一个层面。一般来说，汇总后的制造业PMI综合指数高于50%，表示整个制造业经济在扩张，低于50%表示制造业经济在收缩。由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比重高于制造业，只要美国制造业综合指数在一段时间内高于42.7%，就表示国家总体经济上升。《外》文开篇所提及的美国2005年6月ISM制造业指数“上升”58.8%，应表述为6月ISM制造业指数为53.8%(上述58.8%可能是《外》文的笔误），比5月份上升了2.4个百分点。
三、经济学散文与学术规范
《外》文从文体上看，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经济学散文。近几年来，学界一些学者采用散文的方式分析现买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应该说，散文的形式并不存在问题，如果真正把握了经济学原理，并能把原理恰当地运用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上，散文这种文体能给予作者更大的发挥空间。一篇好的经济学散文，读来有如行云流水，分析问题丝丝入扣而又不拘一格。但要写成一篇真正好的经济学散文，作者不仅要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还要对所讨论的问题有长期的跟踪和较全面的研究，如此分析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不至于顾此失彼。
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经济学散文中的“神”，正是经济学原理，而经济学原理在数百年来无数人的推敲和锤炼下，早已被固化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术语体系中。比如说到需求，大家就想到供给，也想到价格的决定，这些术语都是传递经济学思想的必要工具。要想保持经济学散文的“神”不散，规范地使用约定俗成的经济学术语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散文中包含的经济学思想很难被读者所理解。如果作者有意使用晦涩的术语以显示“经济学功力”，则显然违背了经济学散文传递思想于有意无意之间的主旨，而有煞风景。不知是否受某种风格的感染，高小勇先生也常在文中使用独特的经济学语言，这套独特的经济学语言运用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不啻是一种尝试，那本来就是一个各种新鲜术语层出不穷的领域。但《外》文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上也采用了诸多“独有”的术语，如“需求之水东流”、“需求迁徙”、“局限条件”等等，显然有失学术规范。事实上，经济学散文比学术论文更要求作者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散文形式鼓励大胆假设，但需小心求证，否则就会轻率地下结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显学的情势下，《经济学消息报》在学界的影响力勿庸置疑。但是权力与责任并重，更多的话语权应与更严谨的治学态度相匹配。（作者：浙江大学 吴聃 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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