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宏专家“百人团”成员 李晓西
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四大以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我们已大步实现了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成功地达到了宏观调控目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宏观管理体制实现了重大变革
发达国家需要宏观调控，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这不仅是因为市场失灵和市场调节范围和力度有限，还因为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起飞时期，政府对经济管理和组织的作用，比正常发展时期要大得多。
如何实现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深刻指出，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才能建立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
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经济管理以转变职能为主线，进行了机构改革。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从定项目、分钱分物转向宏观政策制定和监管，承担宏观管理单一职能的部门也纷纷进行了改革，专业部门从直接管理企业转向行业管理。这些重大的改革，构建了实施宏观管理的组织基础。
计划体制、投资体制、财税和金融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通过改革，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明确了各自在宏观管理中的地位，确定了在新体制中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和指导。
中国人民银行在短短几年中，加速了向真正的中央银行——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管理部门的转变。人民银行不再管理直接的项目货款，央行的分行不再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人民银行负有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维护金融秩序的责任。切断中央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这条路，保证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新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促进了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分离。令世人注目的资本市场管理体制，国务院证券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在党的十四大刚结束后宣布组建的。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
体制改革中动作最大、制度创新新历时最短、效果最显著的是1994年推开的税体制改革。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革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涉及到各方利益，难度很大。这项改革符合市场经济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的原则，符合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要求。仅1994年中央就出台了86份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文件，在财税制度创新方面作了大量创造性的、艰苦的工作，历经两年，认识逐步统一，上下密切配合，迅速地建立起新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
宏观管理方式和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成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包括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五年来，我们加强和改善了供给管理。在投资管理、国有企业管理、基础建设管理等方面，突出了规则统一，依法管理，减少了对具体企业具体业务的管理，改进了对国有企业直接管理的方式。国有资产管理形成了多层次的管理职能及相应机构。财政部门加强了通过收益分成率、折旧率、提高资本金率等经济手段，支持和影响企业发展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中央银行对符合产业政策的重点企业制定了扶强扶重的若干规则和具体措施。专业经济部门通过从部门管理转为行业管理，打破了条块分割和所有制界限，加强了行业协调服务。若干产业部门通过机构改革，组成了总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或独资，或控股，或参股，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向政企分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更为可贵的是，我国在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试验，并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成功。宏观调控的间接性，是指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而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经济参数(货币供给量、税率等)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策。宏观调控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身上。近五年来，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短期经济的调节中越来越有力量。人民银行通过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等，对社会资金进行配置，对企业进行间接调控。规模控制和“点贷”比重越来越小，国家商业银行试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有助于商业银行与央行、与企业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关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延伸，随着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的扩大，央行间接调控将更具有市场经济下的操作方式，将对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更为有益的影响。发挥财政政策调控作用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现在，财政通过重要的经济参数(税率、债券利率和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融资等)的变动，对企业进行间接引导和调控。这是在尊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本作用前提下，按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进行的。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外汇并轨前，货币当局完全用经济手段，用在市场上灵活吞吐外汇的办法，迫使外汇市场上汇价基本平稳，为宏观间接调控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为外汇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环境。这是金融宏观间接调控颇为精彩的一幕。
五年来，我国宏观管理的成功，是政府将宏观管理重点由传统的单纯供给管理向供需管理结合、短期以需求管理为主模式转移的结果，是政府将直接配置资源为主的传统模式向直接配置资源与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手段的模式转移的结果。
宏观调控力度适中“适度从紧”政策是正确选择
“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是针对一个容易膨胀的体制而制定的。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投融资缺乏有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带有软约束因素，因此，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过热”非常容易发生。
“适度从紧”是辩证的调控思路。“从紧”与“适度”是对立统一的。“从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适度”则体现了不让经济快速增长受压。五年来，“适度从紧”的政策操作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名义上紧一些，有助于减小预期，规范住了自我约束弱的企业；实际上仍有渠道，只要是有效益、有市场、有信誉的企业，不会找不到贷款。政府对货币发行的空间控制得紧一点，学者们对商业贷款更好服务议论多一些，促使企业家头脑更复杂点，决策更慎重些。体制内调控紧一些，运行规范一些；体制外灵活一些，但违规多一些，以后一步步被纳入一个大的统一体制内束之以规矩。这些构成宏观调控实践演进变幻的一幅动态画面。
实践丰富了“适度从紧”政策的内涵。“适度从紧”已从重在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走向关注货币政策多项措施的总效应；从偏重金融操作走向兼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套效应，从总体上“适度从紧”走向总量与结构结合的“适度从紧”。
企业对资金紧张的呼声时高时低，一直没断，但总体上看，这种呼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少，这是一种进步。一方面反映了货币信贷政策是符合实际的，资金该紧处紧，该需要处仍能满足。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对资金的要求中合理的部分，随着银行改革正在得到满足；而企业要求中不合理的部分，市场会来裁定，不能靠国家银行不计贷款安全性去“普渡众生”。
由于坚决地执行了“适度从紧”的政策，五年来，保持了宏观调控各项政策的稳定性，既防止了一哄而上的“过热”，也防止了再走“一刀切”急刹车调整经济的老路。
宏观调控适应范围从一国封闭环境中走了出来
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把国内外经济联系在一起，是相当重大的一步。外汇体制改革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构筑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取消了计划方式的外汇收支分成制和额度管理，实行了通过银行买卖的市场式外汇供求制度；三是建立统一的外汇市场，发挥市场对外汇资源的分配作用。外汇体制改革取得成功，新体制运行正常，市场化外汇改革促进了我国与国际经济的衔接，结售汇使中国货币投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结售汇造成的外汇占款，成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最重要渠道。被指定为结售汇的十几家国家商业银行发现，原来管外汇存款的国际部的相对独立性已完全消失，不与国内部业务协调，工作已无法进行。外汇存款工作大量转成为国内部的业务，国际部与国内部不协调，外汇工作已无法进行。外汇存款工作转成为外汇结售汇，客户与银行关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已由存取关系变为买卖关系，众多前来结汇的客户构成了人民币流向国内市场的巨大闸门。这意味着，中国国内进行宏观调控，进行货币供给量的操作，已经与国际贸易和来华外资联通了。1994年出现较高通货膨胀时，不少学者都对结售汇制所起作用表示了担忧。但仅过两年，这种担忧就消除了。我们找到了央行与商业行再贷款对冲方式，规定了防止资本性收付混入经常项目下结汇的办法等，部分减轻了这种压力。更重要的是，国内成功的宏观调控，发挥了强大作用，抵消了可能来自国外通胀传递的压力。两年多时间，国内人民币贬值与对外人民币升值的“反向运动”也低调走平，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而国内因通胀大幅下降，人民币对国内商品的币值也稳定了下来。
与前几年出现的“短期贷款转长期用，拆借资金转贷款用”的违规行为相比，1995年借合法的汇兑制而出现的“外资转内资使用”问题，负作用就小得多。由于控制得较好，“外转内”没有产生多大消极影响，反而对我国经济有效增长，对促进企业提高运营效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这充分显示出我国宏观管理和调控，从封闭的国内市场走了出来。在国内外货币骤然沟通的历史关头，宏观调控是从容的，有效的。
宏观管理目标基本实现 宏观经济状态良好
近五年来，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抑制，1993年社会零售物价涨幅为13.2%，1994年高达21.7%，1995年控制到14.8%，1996年回落到6.1%，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仅上升1.8%。可以说，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1993年到1996年平均为11.6%，今年上半年为9.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993年的58.6%，回落到1996年的18.2%，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幅由1993年的37.3%回落到1996年的25.3%，进出口贸易由1993年逆差122亿美元回升为1996年顺差122.4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1993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05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1993年为1美元兑11.9人民币，此后三年都在1美元兑8元多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币值略有上升的局面。总之，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相当成功。
国民经济既能高速度发展，又能低通货膨胀被称之为“软着陆”。我国宏观调控最突出的就是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虽然这个词不是经济学的专用名词，但确实很形象，很生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经济增长速度与物价涨幅有这样四种组合情况：一是高速度、高通膨胀，这在不少国家经济起飞阶段都曾出现过；一种是低速度、低通胀，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追求的理想状态即为此；三是低速度、高通胀，就是滞胀，七十年代的西方国家曾受此困扰，苏东国家转轨中，也染此病毒；第四种情况也是最理想的经济状态就是低通胀、高增长。中国经济两年来在此区间运行，如果现在这种高增长、低通胀状态能持续下来，中国经济就将成为经济发展史上一段奇迹，将达到国内外经济学家们所主张、所追求的最优状态。这是中外近代经济史上少见的。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作用有一段准确的总结：经过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在大步前进中曾一度出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金融秩序混乱、物价涨幅过高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大起大落，整个经济开始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轨道，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当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也与地方政府努力和各界人士尤其是经济界艰苦劳动分不开，更与在实践第一线千千万万的工农商各界人士奋斗拼搏分不开。
我国宏观管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中国的宏观管理体系和动作，毕竟时间还很短，经验还不足。面对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宏观管理的困难之多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中国宏观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是进一步理顺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宏观管理的范围肯定比西方国家要大一些，这是正常的，但也不能再走传统计划经济下那种包揽产供销的老路。进一步的改革，将更加明确我国政府宏观管理的范围，尤其在供给方面管理的范畴，压缩过长的战线，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改革管理的方式。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主要应搞好需求管理，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宏观调控的手段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新的财政体制解决收入方面的突出矛盾，但在支出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而这在一定意义，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相关的。分税制后，如何更好地实施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具体制度正在形成中，还有待完善。如何使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也还需要研究。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在金融组织建设，市场建设和政策调控方面，都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努力。在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方面，需要弱化把国家商业银行利率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做法，强化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再贴现率、准备金率等调控手段、尤其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比重，使之对货币供给的数量调节方面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在已实现资金拆借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有序地推进多种借、贷利率的市场化。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败多成少，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多了。今天的改革，我们看到了它坚定的步伐，一步步地成功。改革中有混乱，有失误，但更令人欣慰的是成功，是前进。改革中有反对，有动摇，但令人充满信心的是，改革成果在统一着人们的认识，在动员着更广泛的力量。与其他转轨国家比，与中国历史比，深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多么可贵，多么来之不易! 宏观调控成绩很大，改革任务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并祝愿，宏观管理体制和调控体系将更加完善，更为坚强有力，更受到人民的信赖。（本文发表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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