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这是短期内我最关心的问题。要大大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我们要善用日渐全球化的经贸，最终自然不能容忍一个如现在这般贫富两极化的世界。那是后话。”
上面这段话，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说的。
这段话对于心存绝对平均主义观念的人来说，绝对是重磅炸弹。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却视富人比穷人生活改善得多一些、好一些为可以接受，这不是等于承认贫富分化为合理吗?这正是曲解其意了。森教授的意思是：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可能是他们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所以，富人多了，不是坏事，是好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他的观点，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讲法，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与绝对平均主义的致命不同，在于“绝对”二字。森认为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绝对平均主义者不相信富人，认为富人不可信，贫困者可以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是漫长的。这就像一个富一点的人，有两把铁锹，而两个贫困者只有一把铁锹，如果这两个人轮流用一把锹干活，一天只能捣一亩田，那不如向富人先借上一把，让两个人都有活干，收成时给一点租金让富人分享。富人独食不肥，穷人不独食也不肥。绝对平均主义者常常向富人挥拳，或者忌富，主要不在于自己不想富，是想富没有出头之日，但他们往往不理解，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机会不均等，因此只拿眼见的富者开腔了。
在发达国家，相对富裕是很重要的，如果真的如森教授所说，先富的人富多些，贫困的人相对少些，但终于有了改善的情况，以富带贫，当然很好。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做不到相对富裕，绝对的富裕者和绝对的贫困者，成为极小比极大多数的对比，这就成了两极分化。还有一些极富者，他们的财富并不是用在本国再投资，而是转移资产到发达国家，对贫国及贫困者，都是釜底抽薪的做法，是要坚决反对的。很多南部非洲的国家，就是两极分化，资产外流的例子，凡此类做法猖獗处，无不民不聊生。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大量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口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不止于此数，至少再加10倍，是50000万亿的500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不过，这些估算可以确定一点：俄国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富人的造就和穷人的生成，仅仅是一夜间的恶果，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转眼就成了俄国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它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绝对的机会不均是绝对赤贫，或两极分化的根源。
很庆幸，中国有邓小平，而没有搞一次性私有化(Big Bang)，在改革的前20年，一部分人得到了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先富起来，我们的贫困线总体上说，是向上调整的。在今后的发展中，怎样在容忍贫富差距，又拒绝两极绝对分化中把握好，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智慧的考验。
总之，我们要争取做的事情是：要高楼大厦，要别墅豪宅也要标准公寓，但不要贫民窟。(《信息时报赢周刊》)
中宏网责任编辑：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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