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部坐落在瑞金市郊外的叶坪，就设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木板房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红色财政专家们勇敢地担起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家理财的重任。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而组建，到1933年，财政部的内部机构日益充实，设有会计局、公债管理局、审计处、税务局、国库管理局、没收征发局、总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工作人员由最初的5人发展到100余人。
第一位部长邓子恢上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统一财政，实行中央统一管理。此举是为了增强共和国财力使用的计划性，改变过去那种各自为政、滥收滥支、苦乐不均、钱多时乱花、无钱时乱打的财政分散局面。从1932年7月开始不到一年工夫，邓子恢通过采取自上而下建立财政系统、统一税收、统一收支、建立预决算制度、建立国库制度、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等手段，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时的中央财政具有明显的战时财政的特点，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面临着许多困难：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间，根据地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战事频繁，财力消耗很大；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并将革命向前推进，党中央决定最大限度地扩充红军。从1933年5月至9月，福建、江西两个根据地共扩充红军6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主力红军4万人，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总数达到10万人，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压力；
1932年6月2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任务，使红军能全力用于决战。从1932年7月以后，前后方红军的给养已经由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的工农商业受到很大的损伤，影响了财政收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有这样一份资料：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先后颁发的封锁条例不下10余种，明文封锁的主要物品是食盐、煤油、药材、布匹等。1932年后，国民党对靠近红区的白区实行计口售盐、售煤油，造成苏区的食盐尤其紧缺，贵的时候，一块大洋只能买到一个光洋本身重量七钱三厘的食盐，故有“盐顶七钱三”之说。
但是，艰难的财政环境井没有把年轻的中央根据地吓倒，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军民克服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和战争中，中央苏区财政下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中央苏区1932年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第一期发行60万元，第二期发行120万元。其他根据地也发行过这种公债；1933年7月，中央苏区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如今，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的两张公债券：一张是第二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这是一张伍圆的债券，号码为030036，上面有财政部长邓子恢的签障；另一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券面印有“主席毛泽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附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字样，并注明：“本公债周年利息5厘，于每年十月一日付息”，公债券附有7张息票，上面注有领息日期。这张债券面值为壹圆，号码为023818。为了支援红军，当时的老百胜勒紧裤带购买公债，有的连口粮都卖了。在瑞金革命纪念馆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的一幅漫画：一群农民挑着粮食走在路上，旁边写着：“掮着挑着，千担万担，卖给苏维埃政府，供给红军吃。”
二、开展经济建设。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开会，号召苏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增加收成，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大批销到白区去。1933年发行的300万经济建设公债，以100万供给红军当作战费，200万供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大部分用作出入口贸易，以打破敌人封锁，带活苏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这以后，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开展节约运动。当时，为了支援红军，有的机关自愿提出每人每天减少食米二两，有的单位提出每天要吃两餐粥，还有的机关提出不做热天衣服，禁止买自来水笔、电筒，非必要时禁止用蜡烛、写标语不用纸等；为节省开支，临时中央政府减少了169人，1934年县政府工作人员由300余人减至100余人。（《经济日报》 罗开富）
中宏网责任编辑：赵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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