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年，自然也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大发展的二十年，毫无疑问，这二十年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二十年。思想解放首先导致经济学的开放和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进而发展到经济学教学体制（包括出国留学）和教学内容的变革，一大批受到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通过他们的努力使现代经济学在社会上更加普及。作为1978年初进大学经济系读书的这批经济学者来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每天要面对激动人心的问题，也不仅是因为二十年来社会上上下下人人关心经济，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这二十年来总体上说是最为宽松、最为开放的研究领域：思想解放之光最先照耀经济研究领域，后来经济学界的争论，相对说来也较少条条框框，尽管我们也一样不断地面临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
回顾这二十年经济研究的发展，对于我们这些搞经济研究的人来说，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值得记取呢？以下是笔者想到的几点。
第一，坚信理论、逻辑的力量，坚信客观规律一定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有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研究者，却还是会对此产生怀疑，或是总相信（希望）经济学的规律只在别人那里可以应用，而“我们就是不一样”，就是有“特色”，从而丧失理论的一贯性以及自己行为的一贯性。比如，从马克思到哈那克，从马歇尔到凯恩斯，从科斯到诺斯，没有哪一家经济学不认为产权关系是最重要的，“所有制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马克思语）。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人云亦云地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技术、管理等等才是最重要的，总希望不解决产权改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种种体制弊病，直到其他一切都试过了，不灵，才又回过头来看产权关系。产权关系一时因利益矛盾改得动改不动是一个问题，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否在此，是否早晚一定要改，是另一个问题；实践中暂时不改，但理论上不可一刻不谈，否则就是理论家的失职。二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不论人们愿不愿意，不论理论家们是否犹豫不决，不论现实中存在哪些障碍，产权改革早晚一定要发生，不以主动的形式发生，就是以被动的形式发生、“被逼”的形式发生。有些领域还没有发生或者目前看上去还很难发生，因此又导致一些经济学者费劲地做出这样或那样“特殊的划分”，但笔者相信，它早晚还是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理论家要做的是“事前”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出规律，使人们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而不是“事后”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第二，要理解现实问题，“政治经济学”往往更加重要。以市场均衡、资源有效配置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其主体部分），分析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论证的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和利益结构条件下，怎样配置资源才能最有效率的。人们学习了这些经济理论，对于理解经济问题起到了“开窍”的作用，并立即试图用它们来为中国经济开药方，提出了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应该如何……”。但是后来人们才进一步发现，所谓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一些人“思想不解放”，而且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捍卫。制度变革这样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私人之间交易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制度本身是一件“公共物品”）。因此，仅仅掌握了现代经济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等内容，还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即利益关系重组和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地关注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利益矛盾，以此为基础寻找改革的可行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人们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研究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制度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这些同样也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目前是更加重要的部分。
第三，经济学要研究各种利益冲突，而经济学者则要力求做到“利益中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研究活动和政策主张的相对独立性、“超然性”，不被各种势力所左右。我个人曾提出，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学者之间也不妨有些分工，有人专做“政府经济学家”，有人专做“公司经济学家”，有人专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学家，充分揭示各种利益的需要，使各种利益集团都有代表或代言人（就像法律专家有人要为被告辩护，有人要为原告辩护的道理一样）。但是，我也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毕竟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者力求（很难做到“完全”）超脱于利益冲突之上，为各种利益集团在经济、社会中的利益平衡而作“仲裁人”（布坎南语），独立于任何集团（也包括独立于政府），从事对事实的客观的分析和各种利益冲突的客观研究，从中寻找解决冲突的可行的改革方案和经济政策，使各种利益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与制衡（“市场均衡”的背后其实就是利益的平衡与制衡）。这就要求有一批相对进行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经济学者（包括“学院派经济学者”）和独立“脑库”，进行相对“超脱”的研究。社会各界要对学者观点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倾向有充分的警觉；而学者则应更自觉地审查自己的政策建议是否更多地受到某种利益（自己的或是与自己相关的其他人的利益）的支配，尽可能有意识地“规避”利益干系，尽可能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举例而言，比如说至少应该有一些“不炒股”的经济学家对股市的走势进行客观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局外人”的忠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这方面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值得学者们重视。
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中，只是很短的一个篇章，中国的事业为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可做的事情还非常之多，也对研究者们提出更大的挑战。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有赖于我们自身视野的不断开阔和研究方式的不断调整。（《五十年执政启示录》）
中宏网责任编辑：赵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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