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导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贯强调的基本方针。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吴教授在深入分析了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日本的失败教训后，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我国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制度作用。
常见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以为只要有高额的研发投资和建设起足够多的科研机关、大学和大型企业，或者再加上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就足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想到的就是铺摊子，建项目，扩大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事实上，这是种在集中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错误观念。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为之投入大量物质资本上显然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结果是投入多，效益低，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却看不到有多大的效果；靠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其实也会劳而无功。既然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在生产诸要素中，掌握知识的专业人员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那么，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检验一种制度安排是否适当的最终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或者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近年来西方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决定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
美国学者Ａ.萨克森尼安的《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对造成美国这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本书在1994年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需要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它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成就。其实，硅谷的这种地区优势正是使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开端条件。128公路地区的新技术产业诞生在美国最老的工业基地新英格兰地区。作为128公路地区新技术产业主要依托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毕业生们战争年代在华盛顿的显赫地位显然对128公路地区技术产业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硅谷地区的工业虽然也受到战时国家科研基金和军事定货的恩惠，但是它所在的加里福尼亚州毕竟远离首都，这就形成了麻省理工学院以政府和成熟的大公司为导向、而作为硅谷中心的斯坦福大学则着重为小企业提供重要的机会的传统。
企业模式。128公路地区的大公司具有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使他们偏重于在企业内部孤立地进行技术改进，而对市场信息的重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并且在实验和学习中缺乏自由全面的讨论。硅谷的企业家们摒弃传统的企业模式，他们力图把企业建成不存在社会差别的共同体，使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转化为自己的个人追求。大多数公司实行灵活的工作制，让职员拥有一定的公司股票。以上种种机制使得人力资源从128公路地区流向了硅谷，尽管后者的房地产售价远高于前者，但却丝毫没有影响硅谷强大的吸引力。
文化传统。128公路地区的新英格兰传统使这里等级森严、僵化、保守，硅谷则不理睬繁文缛节，它造就了一批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的人。任何等级制度在这里毫无意义；企业也采用灵活的工作制度，人们倾向于高度的不拘小节，这种随意使他们得以共享理念并迅速行动。硅谷厂商的信息传递速度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得多。变化是其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许多工程师的求职信条是：富有创造性的小公司胜过大公司。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如果希望本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就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
第一，支持一切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人创立自己的事业；放手发展中小企业；把目前大量存在的产权边界模糊、政企职责不分、内部管理混乱、不注意增强自己的核心能力的经济单位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
第二，建立游戏规则，确立能够保证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第三，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利于人潜能发挥的评价标准和落后习俗，努力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鼓励个性发展和创造的文化氛围，从而焕发人们的聪明才智，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经常出现的认识误区高估了政府的作用，这种认识以为依靠政府动员资源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根据政府制定的规划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有关领域，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按照规划的重点开发高新技术，扩大生产能力，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即使民间高新技术企业，也要由政府施加严格的管理，把他们纳人国家计划和政府规划之中。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在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市场体制的形成，同时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保证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的确显示了很大的能量。在二战后的亚洲，这种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模式（南韩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被有些经济学家叫做“亚太模式”。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采取这种模式是战后亚太地区系列国家和地区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在战后的机械工业振兴运动、电子工业振兴运动、大规模集成电路攻关等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被看成 亚太模式的范例。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通产省对产业发展的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电子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日本在90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吃了大败仗。我们不妨将这两个突出的事例加以对比：
1976-1979年度，为了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政府预算也投入大量补助。由于集中投入资金和人力，1980年日本比美国早半年研制出64Ｋ动态随机存储器，比美国早两年研制成功256Ｋ存储器。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半导体产品，由政府支持的大财团生产和销售。1981年日本生产的64Ｋ存储器已经占领了70%的世界市场，到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5.5%，高于美国的44.0%；DRAM的世界市场占有份额高达90%，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在取得半导体产业霸主地位以后，日本继续沿用政府“行政指导”的作法，按照通产省和国家广播公司规定的技术路线在模拟式基础上开发高清晰度电视。继1986年开发出新型高清晰度电视系统以后，日本在1991年正式开始了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的播放。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人仍以自己的千军万马各显神通的方式进行视听技术的研究和开发。1988年，美国有不同公司开发的、互不兼容的24个高清晰度电视制式方案。1991年日本人正在欢庆播送模拟式高清晰度电视的胜利的时候，一家美国公司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递交了开发数字式高清晰度电视的计划。接着，另一家美国公司又在1993年开发出数据压缩和解压缩技术，使得在单个频道中可以传输多达10套电视节目。这样来，美国举超越了日本的领先地位，使后者在模拟式高清晰度电视方面整整20年的投资完全付诸东流。1996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数字式高清晰度电视标准，并且规定了到2006年全部电视实现数字化的时间表。数字技术突破的重大意义不止于视听领域。实际上，随看数字化的发展，视听系统即将与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集成化的宽频带网络体系，并使人类进人了崭新的数字时代。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美国对包罗万象的多媒体产业不容挑战的霸主地位。
那么，为什么通产省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对产业发展进行的“行政指导”形成了如此不同的结果呢？据我看，原因是在过去的“赶超”时期，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的，后进国家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如果能够恰当地发挥民间力量所不及的调动资源并按照指定方向加以运用的能力，成功的把握就比较大。然而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知的时候，政府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它的反应能力、运作效率则肯定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过度干预和直接组织管理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生产又会压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这就导致了90年代日本与美国争夺信息产业霸权的竞争的失败。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从日本政府作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引出有益的教训：
第一，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因此，它应当尽量从市场活动中退出，更不应直接经营企业和干预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决策。
第二，真正适合政府起作用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当在建设有利于创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确立竞争规则和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组织重大共性技术的开发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政府必须依据上述原则明确自己的职能定位，减少对科研和生产活动的干预，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才能真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节选自《制度重于技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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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宏网责任编辑：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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