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麦金农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金融深化论的创始人。他在60年代作为韩国政府顾问，曾成功地指导了韩国的金融改革。他在1992年曾来中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深化提过很好的建议。为推动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变得大大分权化了，并且非常成功地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一增长跃进背后的金融机制再不能持续下去了。银行系统未偿贷款的增长，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的增长，正在损害着货币控制，并且抑制了企业的效率。
银行这种过度贷款的大部分可归咎于“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弥补目前的国有企业亏损，从而为富余职工提供社会保障。正常的做法是，这种支出应通过正常的政府预算，由税收收入提供资金。由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自1979—1993年一直恶化，所以，这些“财政性”开支就转嫁给了银行系统。
由此看来，目前亟需进行的旨在处理呆账问题的银行与企业的共同重组，也要涉及一个重要的财政维度，在钱颖一教授和吴晓灵女士描述的重组一揽子方案中，就包含大量的财政成本。其一，为了防止呆账问题在重组后再次发生，必须把政策性贷款转向正规的政府预算的往来账户或资本账户。其二，国有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任何一次性重组都要求向银行新发行国库券，以换取未偿贷款。否则，银行将不可能向其储户支付正的真实利率。然后，政府必须承担还本付息的成本，用当期岁入支付利息。
幸运的是，中国1994年1月开始进行的彻底而非常标准的税制改革，使得把这一财政负担从银行转移给政府成为可行的事情了。一旦中央政府将其自己的税收管理机构与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机构分开，新的增值税制度就会带来大量新收入。
不过，对于这一政府收入的新来源，一些其他方面也会伸手索要。为了限制这一财政负担，在银行与国有企业的财务重组中，应该同时削减许多偿债能力差的国有企业的总投资。中国的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没有必要那么大——的确，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与整个经济几乎一样快。不过，国有企业并非特别能够吸纳劳动力——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实行投资限制，降低国有企业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特别是相对于增长迅速并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乡镇企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就显得非常理想。
由于这些措施带来的收益会使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组更可能维持下来，所以能够更安全地把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宏观经济稳定应是政府的头等大事。银行与国有企业的重组必然是一个历时稍长的过程。而一个能为中国的企业提供长期与短期融资的、有活力的、公开的资本市场要成功地得到发展，就必需有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节选自《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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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宏网责任编辑：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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