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A·佩特里
一、解释东亚奇迹的一些理论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对东亚奇迹的解释大致有三种。新古典方法强调外向型和宏观经济约束。结构主义理论则青睐于政府在产业政策中的领导作用。文化主义的解释则关注这地区的儒家传统所形成的治理和社会特征。除此以外，有人还提出第四种解释，认为东亚的活力至少有部分是这地区经济成就的扩散造成的。
1、正确的基础因素
巴拉萨曾指出：“东亚经济绩效良好的主要根源是，中性和稳定的激励制度，有限的政府干预、运转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依靠私人资本……。”这是解释东亚奇迹的最初分析，它强调的是新古典原因，认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在几个重要政策领域都“把基础因素搞正确”。在这种观点看来，东亚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完成了以下工作：〔1〕为储蓄和投资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2）为企业自发的有效发展提供了竞争性的、开放的经济结构。目前，这分析方法的核心仍然属于新古典，但把重点更多地放到投资，特别是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因此，东亚出现奇迹的经济：
〔1〕采取了外向型的贸易战略，与世界市场、世界技术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此采取的政策范围，包括从完全自由化到旨在消除保护主义偏见的出口推动。
〔2〕执行谨慎的或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投资与贸易建立一个稳定而具有可预测性的环境。坚决而迅速地消除收支不平衡，保持低通胀率，汇率具有竞争力，债务控制在有偿还能力的范围。
〔3〕积极投资于人力资本，建立有文化、有技术能力的劳动力大军。
〔4〕维持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以利于实现从初级生产到制造业，最终再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结构性转型。
从新古典的角度看，东亚在积累与配置方面所采取的大多数手段要比其他些发展中国家好得多。但这些手段只能解释这一地区超常成功的部分原因，而不是总与高速增长时期密切相关。
2、错误的价格
阿姆斯登指出：“经济扩展依赖于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可以制造价格扭曲，引导经济活动，进行更多的投资。甚至在那些比较优势非常明显的情形中，也需要国家干预，因为落后经济中的主要资产——低工资——的作用会因为高负债而被抵销。”结构主义在解释东亚成功时强调，东亚许多经济实行的政策大大偏离市场取向的标准。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这些干预，就不可能发展幼稚工业，不可能使产业结构升级，也就不能有这一地区的成功。有人还认为，这些干预都可以看成是对资本市场中的市场失灵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外部性的纠正办法。为了克服工业化初期的这些共同问题，东亚经济采取了以下措施：
〔1〕建立自主的精英官僚机构。他们既能设计和实施部门政策，又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精英统治这一儒家遗产在这方面的影响一直很重要〉。
（2）确立一些为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创造很好机会的目标部门。这是在类似于自已的较发达国家〔如日本〕的经历的基础上做出的。
〔3〕引导资源投放到目标部门中去，具体引导方法是通过选择性的贸易限制，优先得到贷款与重要的投入品、政府投资，而“把价格搞错”。
〔4〕避免大的政策失误，具体方法是限制政府扶持的期限，对被扶持企业建立绩效导向的标准，如出口成绩。
尽管这些说法具有广泛影响，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证性的证据说明市场失灵的重要性。而且，在东亚7个经济〔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中，只有两个经济〔韩国与台湾〕在任一重要时期都执行些结构主义政策。其他5个经济执行的是规制相对较少的战略，干预时有时无，干预的方式也和结构主义的处方不一致。
3、利于增长的文化
博高义指出：“专家治国的精英、入学考试制度、团体的重要性、自省其身的目标，正是这四种根植于儒家传统而又适应于工业社会需要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最高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文比和儒家传统在整个东亚都很重要，并且是东西方解释东亚奇迹所归结的主要因素。文化主义的方法认为，儒家传统对当事人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在儒家文化中，储蓄倾向和教育投资倾向特别高，并可能产生受公共利益强烈驱动的官僚阶层。儒家传统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是因为这些传统：
（1）强调团体价值而非个人价值，产生了有凝聚力的政治与企业组织形式。
〔2〕建立了专家治国的组织制度，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动力。
〔3〕使政府与受政府管理的当事人相互负有义务，政策制定因此（相对）受公共利益推动。
〔4〕合法的权威主义统治，因此使政权存在时间长，政策稳定且有连续性。
不过，国别研究将表明，文化主义论据的适用性很有限。儒家传统在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确实浓厚，也扩展到东南亚。几个东南亚国家中也有重要的华裔人群，在经济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文化对治理方式的影响很有限。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文化禀赋的变化非常慢，但东亚经济中当事人和政府的经济行为的变化却非常大。
4、扩散
尽管原来的许多著述都把注意力放在上述三种方法上，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东亚的奇迹是区域性的。东亚各经济之间的发展型式可能比那些具有类似资源禀赋的国家还要类似。这说明，东亚的经济增长部分可能是由区域联系造成的，这些联系包括货物、投资、技术、愿望、关于如何治理的想法等的流动和交流。这些外部联系在战后初期就已经很强了，后又由于这一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而得到增强。因此，东亚各经济共同发展可能比各经济孤立发展要快得多。东亚经济的地域接近可能会：
（1）让政策制定者看到类似于自己的邻近经济的成功，从而鼓励相互模仿对方的政策。
〔2〕让企业家看到类似于自己的邻近公司的成就，从而推动相互模仿对方的技术与经营战略。
〔3〕通过较低的运费，加速国际贸易发展。
（4）借助于历史与海外移民基础之上的文化与道德纽带，推动直接投资，特别是较小规模企业的投资。实证研究表明，有形距离对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要，通过贸易往来、投资和海外移民间的联系，东亚的一体化程度非常高。而且，在世界许多地区，区域因素在经济圈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扩散假说也有个重要的局限。就是说，尽管它有助于说明增长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集中于这一地区，但并没有最终说明东亚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以上四种分析方法对东亚奇迹给予了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解释。每种方法都常常被认为是关于东亚成功的独有的、排他性的理论。但实际上，尽管每种方法都很重要，却没有一个能够解释东亚经验的全部内容。如果打算总结东亚奇迹的共同经验，这些解释都只能放到一个更宽泛、更一般的发展模型中去。要将这些方法融合在一起，就必须放弃单一原因说，而代之以更复杂得多原因的解释。
二、一个综合的解释
以上考察的每一个因素都可以用来说明东亚成功的原因。当然，有些因素〔包括很高程度的外向型和宏观经济约束〕适用面很宽，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因素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地区所有不同的成功故事。对有关理论和不同经济中的经历所进行的考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成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最终的处方。相反，成功的结果来自于一些不同的政策和环境。
为了反映这种经验的多样性，必须详细地将东亚奇迹的一些经验排列出来，对取得成功的多个处方加以分析。这就要求有一个能够认知东亚战略的新的逻辑框架。原先的“单因素”方法通常把这一地区的成功归结于某些单一类别的决定因素。下面提出的综合方法则给出一个“多因素”的解释。这一方法不是把某些不同政策看成是达到一些基本发展目标的不同因素，而是看成可以替换的因素。这一综合方法不仅提供一个不同的模型，而且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不同的逻辑方法。
1、一些不同的战略
韩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台湾）的成功是建立在积极的、根据日本的早期经验而制订的产业政策基础上的。他们保持对金融部门的控制，策略性地降低了贸易壁垒，运用政府投资和〔或〕含有补贴的信贷直接确定目标产业。尽管这些干预有时会偏离轨道，出现一些失误，但韩国和台湾的整体绩效还是说明了积极战略的可行性〔如果不能说必要性的话〕。这些经济的良好绩效当然反映了许多外部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制度的变量。因此，对干预效果的评价，需要结合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和政策因素进行。
香港、新加坡，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省份，通过对多种渠道的贸易、投资和企业清除壁垒、实行开放，也取得了成功。这些地方拥有浓厚的经商传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及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要素〔一个时期是廉价劳动力，一个时期是电子通讯〕，因而吸引了企业和外部资源。有意思的是，这种总体战略在香港是通过自由放任政策实施的，新加坡则是通过大量干预实施的。不过，新加坡的干预，尽管在劳动力、住房、基础设施领域特别强烈，一般还是辅助于市场力量，起到了改善国内经营环境的作用。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实施的战略处于以上两种战略之间，把稳定和企业导向与不同程度的干预结合起来。这些国家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在初始阶段都把重点放在原材料生产与加工方面。随后，又结合对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最近主要来自东亚其他经济），发展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当然，这些经济的确保护和促进了国内某些产业部门，但其政策策略的重要因素都包括对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实行开放，包括政治稳定和宏观经济稳定。在这种战略中，官僚素质之类的因素不太重要。
没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能把这些不同战略的有效性排出高低。韩国与台湾的增长快于其他经济，但他们取得此成效的外部环境是政府领导比较宽容，可能也更不可或缺。但香港与新加坡在类似时期内也非常成功，而且也为下个增长阶段准备好了条件。最近，中国大陆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已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他们的成功原因则可归结于非常不同的政策与经济特征组合。在80年代的投资环境中，一个稳定而开放的经济战略就为吸引日本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投资提供了理想的框架。
2、一些重要职能的多种解决法
从这些如此不同的经历中能得到什么经验呢？在东亚大量的政策与制度的背后，可以看出经济管理的一些共同的重要方面。例如，韩国与新加坡看上去好象执行非常不同的所有制战略：韩国的发展由国内私有企业作先锋，新加坡则靠外国子公司和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但是，这两种所有制战略都满足了企业家精神的共同要求，其方式特别适合于韩、新两经济的初始禀赋。实际上，这些经济都发展了虽然不同却异常有活力的增长的企业引擎。
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政策与某些基本要求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说明东亚成功的共同基础。运用汽车赛的术语（可能有点牵强〉，三种基本发展目标可类比于这样三个要求：平坦的道路、有效率的驾驶、强有力的引擎。
发展要求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平坦的道路，这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恰当的基础设施和市场导向的制度。发展还要求有个有效的驾驶机制，以引导资源流向经济上具有生产性的产业，而不是流向一些浪费项目、投机和寻租。最后，动态增长还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引擎——来自重要部门或企业家阶层的领导，以推动将经济机会变成快速发展。每一个出现奇迹的经济都符合所有这三条要求，并通过很多制度与政策做到这一点。
3、平坦的道路
东亚的经济环境通常有利于市场导向的活动。所采取的政策都倾向于宏观经济稳定、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比较自由地进入小规模的企业活动，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极投资。当然，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合理的竞争性市场并不总是导致快速增长，有时没有巨大的教育或基础设施投资也会出现突进性增长。经济环境和东亚增长之间的联系足以证明这是个基本的联系，但并没有充足到说明环境是快速增长的唯一的、充分的原因。在许多东亚经济中，市场导向环境的价值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超常的灵活性而增大了。香港的企业家并不信服任何具体的实业或技术，而信服其商业传统，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寻找恰当的盈利活动场所。金和利伯兹格指出，韩国的中型企业也有类似的倾向，横跨几个产业，迅速变换产出组合，以充分利用市场变化的趋势。战争、殖民主义的崩溃、政治经济权力的变动，都有助于破坏东亚的传统权力结构〔菲律宾是一个著名的例外〕，为微观经济超常的灵活性开辟了道路。
市场导向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在许多不同的政府制度和行为哲学中演化而来的。在韩国和台湾，强有力的政府施加了所设计的谨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稳定的政策来源于对预算程序和〔或〕国际金融承诺的自我约束。韩国通过压制工会建立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新加坡则把选举出的有组织的劳工纳入政府的三方委员会。由此可见，为企业建设“平坦的道路”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处方，而是涉及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每一个政策都重视国家或制度框架的优势，而避开其缺陷。
4、有效的驾驶
东亚经济极好地驱使其企业家和其他资源进入经济有效的活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外向型发展战略极其关注把国际竞争力作为经济成功的标准。即使是国有企业，虽然较少暴露在市场压力之下，也常常被指示变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因此也追求经济目标而非政治目标。
国际价格对东亚经济中的激励机制的影响渠道也是不同的。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保持水平较低，所有的企业都面对国际价格。韩国政府运用出口成绩决定要不要提供补贴性贷款和其他特权。在台湾和其他几个经济，出口企业则被免除进口关税，因此基本面对国际价格，而一些较小的国内导向的企业则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经营。
尽管国有企业有更大的机会逃避市场约束，但从经济标准看常常也是有盈利的。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公共公司是由没有政治压力的职业经理人员来经营的。几个公共企业被指定生产出口商品，因此也必须符合国际竞争标准。在私有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成熟时，东亚经济也采取行动，减少公共企业的作用。台湾系统地分散了它的巨大的工业财产。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政府则因为公共部门越来越无效率，而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
微观经济当事人的反应能力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和政策指导的相对稳定而提高了东亚经济的政策重点大致每10年发生一次大的变动，不过，这些重大的政策调整一般与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基本变化相一致。因此。大多数经济中的激励机制都从促进劳动密集型进口替代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最后转移到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对这种顺应市场的产业类型的一个偏离是70年代末重工业的大发展。不过，所有这些计划很快就结束了，而转向更中性的政策。
5、增长的引擎
东亚增长最富有戏剧性的部分与特殊的企业家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确，尽管平坦的道路和有效的驾驶是东亚奇迹的基本促成因素，但与高速增长有关的特殊引擎才是东亚取得特殊成就的最直接根源。
这种引擎在东亚各经济中是非常不同的。香港奇迹发端于来自上海的大量资本家。这些具有纺织制造业经验的企业家将注意力转向开往中国大陆的运输机器和中间产品的船只，并建立了较大的制造工厂。他们的成功最终成为香港自己的“商人企业家”模式。40年之后，香港的资本家找到了一个新的恰当位置，就是充当中国大陆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中间人，从而成为中国大陆南部沿海地区经济起飞的引擎。到1990年，珠江三角洲有300万工人被香港的企业家雇佣。
韩国的活力发端于由政府控制的低成本贷款提供财政支持的一些大集团，政府支持的企业名单不断根据经济绩效加以修改。政府的政策因此倾向于增大市场信号；成功的企业不仅得到大量利润，而且赢得了新资本和盈利的机会。通过在广泛的实业活动之间配置资本。这些大集团也有助于减少资本市场的无效率。
新加坡则把外国企业作为发展的先锋。这一岛国最初的吸引力在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税收减免及其地理位置〔处于通往太平洋的主要航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的优势转向了熟练劳动力、交通通迅设施和对稳定而开放的经济政策的重视。这些变化趋势反过来使得外国企业的活动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技术先进的产业和当地的金融、商业服务业，新加坡通过经济基础性条件的更新换代，通过对产业的极少控制和很小的部门干预，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发展引擎在最近几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和有效的农业发展工程在最初都十分重要——印尼和泰国是大米，马来西亚是金属与石油。最近，制造业己成为最有活力的部门。在所有这三个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重要的催化剂，刺激了出口，获得了技术诀窍，也使制造业企业获得了盈利。
这些增长引擎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匹配常常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相对自由运转的经济体制中，很难设想会出现像韩国那样的要求有受约束的政府与实业界合作的模式。反过来，在韩国的制度中，同样很难设想会出现像新加坡那样的官僚机构与外国企业之间的融洽关系。要理解东亚成功的根本，就要弄清楚这些机制的产生与适应本国〈或本地〉环境的具体机理。
6、让模式与环境相匹配
在我们提出的综合方法中，东亚经验提供了一些实现发展基本要求的可选择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处方。其重要涵义是，政策选择必须与一国〔一地〕的环境密切匹配。东亚之所以构筑了一揽子有效的政策，部分是因为需要这么做，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能够进行务实的、有经验的治理。
在几个东亚奇迹的开始，让模式与环境相比配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韩国和台湾在其主要的外汇来源（美国的援助）突然减少时都实行了均衡的汇率政策和富有进攻性的出口推动政策。香港和新加坡在其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转口贸易因为政治上与传统贸易伙伴断绝关系而中断时，除了强调出口以外，基本上别无选择。在后来，石油价格的崩溃把印度尼西亚推向更现实的汇率和外向型的贸易政策。
其他一些主要政策选择来自于试验、学习和调整。东亚的政策指向一般是从稳定的、渐进性的调整中演化而来的，韩国、台湾和泰国几十年实行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激励措施就是这样产生的。同时，东亚经济能够很快承认一些严重的政策失误，并采取校正性的措施，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曾推翻了他们的重工业计划。
东亚治理的两个特征有助于使其政策调整过程比较有效。其一是东亚的政府长期存在。政府在无限期执政时，更愿意做出一些短期牺牲，以赢得长期的收益。其二，在许多东亚经济中，行政部门给官僚们留下大量的权力，使其能够设计、执行有关政策。一些政策常常是通过对私有部门施加非正式的压力来实施的。尽管政策的一般指向是稳定的，执行过程却非常灵活，并有助于在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就政策的结果问题进行信息的不断交换。（摘自《东亚成功的共同基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4期）
郑重声明：本专题所选文章未经文章版权所有者许可，不得转载或摘抄。
中宏网责任编辑：杨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