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世贸问题专家、外经贸大学W TO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汉林教授最近在做两件事情：第一，在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就中国入世进行投票的当天，与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共同主持一个6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目前这个节目正进行紧张、复杂的前期准备工作；第二，正在写一本名为《划时代》的书，张汉林将在书中全面回顾、分析中国复关入世21年的经历，并透露中国在相关协议中的承诺。
近日，百忙之中的张汉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中国入世的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最新的观点。
中国花了两个21年完成了重返国际政治联合国和经济联合国的工作，从而为21世纪的全面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汉林说，回顾建国之后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用了两个21年，才最终解决了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地区的基点。
张汉林说，新中国1949年成立，从1950年开始，我们整个外交工作的重心都是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努力、奋斗，经过21年，中国终于在1971年恢复在联大的席位。中国重返政治联合国，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张汉林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我们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中国又开始重返国际经济社会。而正是从1980年开始，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和大政决策上，意识到中国必须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
张汉林指出，我们经常说1986年7月中国提出复关的申请，实际上，真正的决策是在1982年，而更早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活动是在1980年。这一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投下庄严一票，支持邓克尔为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而来自瑞士的邓克尔，对中国非常友好，在中国后来的复关、入世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张汉林说，1980年我们做出了理论准备，1982年中央决策，1986年我们正式提出，直至今年，我们用了第二个21年，重返了经济的联合国。张汉林指出，在重返经济联合国的历程中，由于有了政治联合国这样一个政治支持，我们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影响，也感受到了经济政治的密不可分。
张汉林说，进入21世纪之后的头一年，中国申奥成功、足球闯入世界杯、成功举办大运会，加上即将入世，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参与21世纪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竞争，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入世并不会让所有的人都受益，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境遇
张汉林指出，作为学者和媒体，有责任向不同的利益集团讲清楚，中国入世，绝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受益的人是绝大多数人中的大多数。
张汉林从人群的年龄结构分析了入世的影响。
他说，受入世影响最大的是45－60岁之间的人。这代人大多数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吸收知识和进入学校的。他们那个时候所学的东西与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加上他们那个时候走上工作岗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所以，计划经济给他们留下的，不是更多宝贵的财富，而是一种观念意识，是一种计划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无论是作为政府官员，还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这一批人面临选择，是要退休，还是要在岗位上继续干下去？如果要在岗位上继续干下去，就必须继续学习，但是，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超越自我的精神，是不行的。
至于45岁以下的人，张汉林说，这部分人也分为两个群体：第一个是30岁到45岁之间的，这一代人大多数是恢复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这个群体又分为90年代以前读大学和90年代以后读大学的两种。9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是35岁至45岁之间，他们人生的经历要多一些，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已经与现在的知识要求脱节，对于他们来说，需要的是充电。
张汉林说，对于30岁以下的群体，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更高。他们更需要海纳百川，更需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是经济的国际化和社会的国际化的一个基本需要。
由此引申开来，张汉林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一定要施行一种僵化的精英培养，高等教育一定要培养所谓的社会精英，或者25岁以下的，为什么不能是80岁以下的，是60岁左右的。他举例说，在放开高考年龄限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为45岁左右的人专门出一份卷子，为什么非要让他们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去解析立体几何、平面几何和化学方程式，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
张汉林说，我们应该培养一种终身教育的理念。让任何一个年龄层的人，都有机会不断地接受教育，提升自己。
入世后的开放具有阶段性，对不同产业影响不同
张汉林说，入世对中国不同产业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有的产业可能很快就能见效，也有的产业可能一开始就面临竞争压力。
张汉林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许多有识之士就不断提出中国的企业和个人要勇于竞争的理念，但是将近21年过去了，中国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变革的企业的确不太多。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过去长期的失败，使我们回避竞争、逃避竞争、不愿意面对竞争、消极对待竞争，这种意识，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张汉林说，贸易自由化不可能使所有的国家获取均衡的利益，就好像全球化不可能让所有国家都获益一样。这其中，大多数国家将获得利益，但是，中国是不是大多数中的国家之一，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政府、企业、产业，包括我们个人的政策的调整、竞争意识的培育与塑造。
张汉林说，如果按时间划分，中国入世后的开放动作，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年到第三年之间，第二个阶段是第三年到第五年，第三是第五年之后。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承诺分为三种：三年之内如何，三年到五年如何，五年之后如何。
张汉林说，总体判断，轻纺产业、劳动密集型等具有价格优势的产业，将在第一到第三年间获得利益。但是，这些在短期内会获得较大利益的产业，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张汉林以纺织服装业为例进行说明。他说，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纺织品出口大国，但不是强国，因为我们单位服装出口的创汇能力不是最高的，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级的品牌。我们的纺织服装业总共有800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有1600万就业人口，分布在全国差不多上万家企业，但是，美国的纺织服装业的产值，是远远超过中国的，美国的从业人数只有几十万人。
张汉林说，中国的纺织服装业要想发展，需要四个一流：第一，需要一流的设计师。我们周边的国家，甚至包括印度，都开始推出自己的设计师，但是中国，没有在国际上推出属于自己的设计师。第二，需要一流的名模队伍。许多品牌，首先是与模特本身密不可分的，是与模特的成功高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流的模特和模特队伍，仅仅有一两个出色的模特，是不行的。第三，需要一流的品牌。张汉林说，我国纺织品供货和出口最多的，是江苏南通市，该市为世界上20多个品牌生产服装，但是南通、甚至江苏本身并没有在全世界叫得响的一流的服装品牌。我们还是在做打工仔，纺织服装业最增值的部分，我们并不拥有。第四，需要一个一流的分销渠道。如果没有一流的分销渠道，不能实现最终端的消费也是不行的。张汉林说，在中国的市场上，外国品牌的专卖店比比皆是，但是在全世界，甚至于走到香港，都很难看到中国自己的品牌专卖店。
所以，组成庞大的纺织服装集团，建立一个一流的分销体系，有一个良好的培养设计师和培养品牌的机制和环境，这才是纺织服装业的出路。
张汉林说，在入世的头三年内，纺织业也许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三年以后，如果这个产业不抓住发展的机遇，使自己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从高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服务性企业，纺织服装业只能是小富即安。这与我们入世的愿望背道而驰。
张汉林说，与纺织服装业相比，现在处于高度竞争压力下的新兴产业，如新兴的服务业、IT产业，恰恰是增长最快的、是蓬勃发展的。因为这些产业不仅有庞大的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群体，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竞争环境、消费环境。IT产品，在中国是统一市场，统一营销的，没有任何地方保护，这种竞争的消费环境使消费者获益，也是企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入世对中国的影响渐进而深刻，任何国家的经验都不具备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张汉林说，入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影响，绝对是渐进而深刻的。这种影响，好像没有轰轰烈烈地让我们感觉到一种运动的场面，但是却是很深刻的。
张汉林进一步解释说，渐进，是指我们入世的义务履行是逐渐的，不是一下子打开的。比如，我们承诺的开放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是逐渐降低关税，到2005年还有少量保留。但即使到2005年以后，也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中国就完全实行自由贸易了。那个时候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还有将近9％，我们还保留个别的关乎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糖的配额许可证。因此，入世对中国的影响是渐进的，但是，这种渐进的、深刻的影响，会使我们的产业、经济社会甚至个人发生根本性的改革。
张汉林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具有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加入与中国的加入，完全不同。中国入世是在一个高度经济全球化、高度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一点，与东欧国家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大致的判断去借鉴他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不能把他们过去做过的东西搬过来。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有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贫困人口、这么多的就业压力、这么大的地区性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任何国家政策措施，都不具备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但是，它们的基本理念和做法，观念的转变，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中国入世就像参加奥运会，要在比赛中熟悉规则、掌握规则进而参与规则的制定
张汉林说，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人问，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张汉林说，如果打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参加奥运会一样。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肯定是少数，这就如同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的获得者肯定是发达国家。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人肯定能拿金牌了，才能去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基本的规则。你参加奥运会，你就能按照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去提高你的竞技体育的水平，提高你整个国民的身体素质，这方面讲，中国入世就如参加奥运会一样。
我们进入世贸组织，实际上就是在参加奥运会，实际上就是在学习竞赛规则，充分吃透这个规则，最后参与制定这个规则，然后成为这个规则最大的获益者，使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经济素质得到改变和提高。
张汉林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往往是这样，当他自己处在一个竞争和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他对很多东西是最彷徨的、最畏惧的，但是，一旦他跨越了这个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现在中国许多人已经不太计较在奥运会中到底金牌是第几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肯定会进入第一个阵营，或者第二个阵营。
我们确实应该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为研究W TO问题的年轻专家，张汉林说，从1988年读研究生，一直到现在，他对中国入世的信念从来没有因为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化、包括国内学术界观念看法的改变而动摇。
张汉林说，如果去看看我们在各种协议书中的承诺，就会发现，中国的入世谈判，这么多年之所以如此艰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谈判代表是爱国者，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能为国内的企业争取利益的机会。
张汉林举例说，我们与谈判对手最终达成的协议，承诺到2005年，我们的关税降到9％多一点。预计那个时候全球平均关税最多不超过6％，很可能是5．5％左右。那时我们的平均关税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除了关税，还有非关税措施。张汉林说，我们现在非关税管理的商品有282项，现在，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没有50项以上非关税管理商品的了。这些产品，我们要分5年，才逐步取消。
张汉林说，无论从事W TO研究的学者，还是谈判代表，一方面在谈判中尽量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让它们有更充裕的时间为未来的竞争做准备，但同时，也深深感受到，相对于很多国家，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很落后了，我们确实应该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去更快地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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