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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66期 刘军红：美国主导下的气候谈判新体制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赤潮酸雨蔓延……随着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共同关心，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日渐凸显。气候、碳排放、PM2.5这些热点词汇，放在国际大舞台中反映的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背后还隐藏着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本期我们邀请要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主任刘军红老师，请刘老师给我们揭开层层表象背后的本质。 刘老师首先说明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历史背景，从1992年签约国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具有法律效力的《京都议定书》框架出台，形成一个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二氧化碳，并不断追求公平减排的体制。《京都议定书》划分了两个减排承诺期，第一承诺期从2008年起至2012年止已经完成，主要有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参与。但是随着2011年美国、加拿大相继宣布退出，以及日本受地震影响未来恐难以完成减排目标，目前《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3-2020年）实际只剩欧盟参与。 刘老师表示，目前《京都议定书》承诺国主要以技术减排和购买碳排放权两种方式，以欧元计价的欧洲碳交易市场挑战了美元本位制地位，以欧盟主导的气候谈判体制也产生了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提出二氧化碳减排机制由目前实行的“分配配额制”改为“自由申报”放松减排要求，参与国可以自主申报减排额度，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美国此举旨在联合更多国家“改旗易帜”，形成一个以美国主导的气候谈判新体制。在美欧博弈由谁来主导未来气候谈判体制下，中国的态度立场和减排方案被多方关注。6月，我国已向联合国交存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接受第二期《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并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上，提出将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设定减排目标，这就意味着我国明确要参与到减排机制，可能还要成为一个主导者。 刘老师认为，对于二氧化碳减排，我国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国内政策安排上，以及中国市场的空间各个方面看都具有优势。美国或利用其金融霸权等“硬手段”控制气候谈判参与方，欧洲也不会轻易放弃其目前的主导权。在这场气候秩序的政治博弈中，中国该做的事情，是掌握我们可以掌握的结构性权利，获得更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这是这个时代提出的要求。 往期目录2024年2023年2022年2021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2014年2013年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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