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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七期 中国式危机: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发达经济体生产不足的危机,特别是在中国走向重工业出口时代后,发达国家想要走出这场生产不足的危机已经希望渺茫。

    这场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开始掉头向下。2009年,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重砸”和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下,中国经济有了回升的迹象,但好景不长,投资热情一过,经济增长再次放缓。而且,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情况在4万亿投资的作用下愈加严峻,同时,由于外需萎缩没能得到缓解,中国经济遭遇了“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危机临界期。可以想见,在外需萎缩的同时又面临如此严峻的产能过剩形势,中国经济增长掉至7%以下恐怕毫无悬念。

    更为严重的是,在本轮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为了刺激经济却在2010年都通过了,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成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同时,最近五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两倍,这一数据已经高过2000年到2008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纽约和东京的水平。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市场需求和政府利益两方面因素,市场需求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政府利益助推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倾向于控房价,但遭遇了地方政府的极大阻力,而阻力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最主要的体现是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使得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因而土地财政也就应运而生,地方政府也就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最大推手。

    经济的放缓、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带来的将是“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了。

    面对中国经济的“内外需紧缩双碰头”局面,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它将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而切实的政治经济改革则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

    一是,要提高中央的治理效能,就必须兼顾各地区间利益分配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

    二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到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得不到有效起动,那么,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建设、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等推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方式都将难有作为。

    而且,对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大都市圈才是城市化发展的正途。从中国的地理、人口等多种国情来看,中国必须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计算下来,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15-20%,是125平米/人,计算的基础是按照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目标而必须达到的标准:到2030年中国有15亿人口,其中12亿人在城市。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而目前政策所鼓励的50万人以下小城镇发展模式,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并且难以形成大都市圈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发展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出路,但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及资源投入,而且,城市化的推进也面临着新城市人口就业等问题,中国未来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道路将异常艰辛。而且,在国内调整的同时,中国还必须保持一个温和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中国在外交方面放低姿态,埋首解决国内问题。这样,中国才能顺利走出这场“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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