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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八期 美日欧:超量化宽松背后各怀鬼胎

    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和发展,各国都在寻找机会转嫁危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的手段,希望通过金融的扩张来走出危机。具体来看,这三方量化宽松的方式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可谓“各有盘算”。

    从美国来看,由于实体经济难以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再工业化难以推进,美国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向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攻城掠地,控制海外的一些产业,获取海外收益以支撑国内的政府债务及其政治强权。但这样导致资金流出,反而更不可能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来稳定社会,社会就业进一步转化成对政府债务的压力,政府债务的压力会进一步促进用量化宽松购买政府债务。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催生出金融泡沫,最终演变成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运作方式。美国的海外投资通过两个渠道获取金融收益,首先是大量流动性进入能源、原材料等期货市场,从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占据了第一道收益;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等国出口产品之后就获得的外汇储备,相应的买回了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在量化宽松时代,被输入型通胀减债了,表面上记账是净收益的,但是当一个大的通胀到来时,马上就变成负收益。

    日本在安倍晋三上台后也开启了超量化宽松之旅。其经济逻辑是先通过量化宽松,推动利率下行、通胀上升和日元贬值,然后通过金融指标先行形成市场资产效果,从而带动市场信心,刺激企业投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将国债成本转嫁到国外。目前,“三支箭”已经先后发出。从实施效果来看,金融指标先行得以实现,但对实体经济未产生实质性的、根本的改变。日本发出的“第三支箭”也未触及日本经济的深层改革,注定难以带领日本走出金融危机。反过来看日本社会结构中,其人口结构、教育,包括劳动市场,这些结构问题本身就缺乏改革余地,安倍的政策很难往前走。所以,现在安倍将目标锁定在亚洲和非洲两大海外市场。一方面是通过量化宽松在海外投资产业,扩张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是由日本央行购买国债,然后找到一个途径把央行持有的国债转嫁到海外,这样日本国内的流动性才变成实际的、能够投资的流动性。客观的看,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结果并不影响国际期货市场,主要还是变成一种由日本央行购入国债,再把它转变成对外转嫁通胀的形式,将成本对外转嫁,但是并不通过直接向国际期货市场注入过剩的流动性。

    与美日不同的是,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在购买欧洲各国的国债,实际上起的作用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欧洲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除了购买各国债务之外,主要用于支撑欧洲的意识形态。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逻辑的相关性,就是大量的南欧国家,包括欧猪五国在内,因其产业基本上已经移出,就使得国内只能靠政府发债来维持社会开支,而社会开支又是支撑其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一个基础。买国债就是用这种社会开支来支撑这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破产,所谓欧洲的合法性也就客观上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笔钱花的值得,但是这种量化宽松应该说并不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综合分析来看,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并不能解决其生产不足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难以通过量化宽松走出危机,但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加强警惕:

    第一,日元的贬值对中国的出口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对日元进行干预的话,中国就需要买日本国债,这样才可以缓解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中小企业日子也可以好过一些,包括中日之间国际收支账户可能也会对中方有利一些,但这样就承接了日本转嫁其国内债务危机的风险,需要避免。

    第二,欧洲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外贸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但由于对欧盟法律了解不够,在贸易战中中国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加强对欧洲法律的认识和研究,以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

    第三,美国等金融资本的挤压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现在中国也开始转向金融投资,而减少了实业投资。但从实际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中国式危机苗头显现。不过,中国内需潜力巨大,只是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制约,内需难以完全释放。因此,必须加快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改革突破点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简政放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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